數　呂不韋的疏導倍顯艱難

公元前二百四十七年的冬天，一場駭人的大雪凍結了秦國。

雖說國喪與新君即位兩件大事都趕在大雪之前完結了，除了蒙驁一班大將尚在晉陽善後，大局可謂初定。然則便在此時，秦國朝野卻更顯不安。深秋暴雨接著初冬暴雪，任你如何拆解都不是好兆頭。老秦人素來只奉法令不信傳言，但不可能不敬畏神秘莫測的上天。天有如此異數，老秦人自然要惴惴不安地揣測議論了。依照尋常庶民也大體曉得一二的陰陽占候之說，秦莊襄王盛年猝死已經應了寒秋雷暴之兆，應了便是破了，本當無須在心；一場一夜塞門的暴雪縱然怪異駭人，也無非是預兆新君即位步履惟艱而已，在危局頻發的戰國之世，此等坎坷預兆實在不值得惴惴於心。真正令老秦人不安者，在於那場晝夜雷電暴雨之後旬日不散的一場彌天大霧！依據陰陽家的占候說：天地霾，君臣乖；凡大霧四合，晝昏不見人，積日不散者，政邪國破強橫滅門之兆也！新君少年即位，其強悍秉性與卓絕見識卻大非少年所當有，如此一個新秦王，完全可能與呂不韋這等寬嚴有度的攝政大臣格格不入。果真君臣乖而政風邪，秦國豈非要大亂了？秦政亂而六國復仇，老秦人豈非家家都是滅門之禍？如此想去，人人生髮，各種揣測議論便在窩冬燎爐旁匯聚流淌隨著商旅行人瀰漫了城池山野，一時竟成“國疑”之勢！

這便是君主制特有的重大政治危機之一——主少國疑。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權力法則。不同的權力法則導致了不同的權力現象。君主制下，有兩種權力現象所導致的政治危機最為嚴重：其一是強君暮政，其二便是主少國疑。自古以來，幾乎所有的權力突變都發生在這兩種危機時期。強君暮政之危，因暮年強君行蹤神秘而導致陰謀風行，最易使奸邪叢生豎宦當道，終致身後亂政國力大衰。中國五千年曆史的所有強勢君主，無一例外地都曾經面臨暮政危局，暮年清醒而能有效防止身後亂政者鮮有其人！僅以春秋戰國論，赫赫霸主齊桓公姜小白，戰國雄主趙武靈王、齊威王、燕昭王、秦昭王以及後來的秦始皇，都曾經在暮政之期導致重大危機。其中惟有秦昭王在六十歲之後雖不乏神秘然終不失清醒，在外有六國反攻內有權力紛爭的情勢下保持了秦國的強勢地位與平穩交接，誠屬難能可貴也！主少國疑卻是另一種危機——主少必弱，最易強臣崛起而生出逼宮之亂！自古大奸巨惡，十有八九都滋生於少主之期。自夏商周三代伊始以至春秋戰國乃至其後兩千餘年，主少國疑之危遠多於強君暮政之危。原因只有一個，強君雄主畢竟是鳳毛麟角不世出，而少主即位卻是頻頻可見且無法避免。西周初年周成王少年即位而舉國流言四起，終於釀成了禍及天下的內外勾連大叛亂，是“主少國疑”危局的最早典型。正是這種反覆發作的政治痼疾，沉澱成了一則令人心驚肉跳的危局箴言：“主少必有強臣出，國疑則有亂象生！”

殘酷的歷史結論是：強君暮政導致的危局是震盪性的，主少國疑導致的危局則是顛覆性的！就實而論，後者為害之烈遠遠大於前者。

如今恰是少主臨朝而強臣在國，老秦人如何不惴惴惶惶？

這一切呂不韋都很清楚，清楚瀰漫朝野的流言，也清楚該如何應對。

國喪完畢，新君即位大典的前三日，呂不韋便搬出了王城東偏殿的外書房，回署丞相府總理政務。老長史桓礫與中車府令一齊反對，也沒能擋住呂不韋搬出。呂不韋只有一句話：“萬事宜常態，非常之法不能久也！”明智勤謹的老桓礫已經做了近三十年的長史，執掌國君書房事務已伴過了三代秦王，對君臣衡平之微妙處自然入木三分，見呂不韋執意要去，嘆息一聲也不再反對了。及至案頭收拾就緒交接完畢，老桓礫卻堅持將呂不韋殷殷送到了車馬場。呂不韋將要登車之時，老桓礫終是低聲問了一句：“在下已見老疾，欲辭官隱去，文信侯以為可否？”呂不韋頓時愣怔，思忖片刻反問道：“新君即位而長史辭官，大人以為妥否？”老桓礫便是憂戚一嘆：“老朽居中樞已久，非常態矣！”呂不韋不禁一笑隨即正色道：“大人既問，恕我直言：主少國疑之時，樞要大臣宜靜不宜動；只要秦王不以我等為不堪，大人便當常態居官，無思異動也！”老桓礫連忙惶恐一禮：“老朽與文信侯如何比肩？文信侯言重也！”“老哥哥差矣！”呂不韋慨然一拍車軾，“同朝事國，縱事權各異，何礙戮力同心？數年之後秦王有成，換代之時我與老哥哥一同辭官如何？”“文信侯！”老桓礫一聲哽咽，大袖遮面竟匆匆去了。

三日之後，咸陽宮正殿舉行了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