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宦，鼠患】 “許州嫡系”是王建心中的頑疾，這些元老勳舊手握實權，掌握國家命脈，恃功自傲，絕不為王宗衍所節制。 對此，王建早有佈局，醞釀了一盤大棋，其中最重要的一環與李存勖不謀而合——宦官路線。讓宦官參政，在頂層的默許和暗中支援下，與元老勳舊爭權奪利，從而削弱瓦解“許州嫡系”的政治影響力，間接鞏固皇權。 自古以來，凡是走這條路線的，無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起初，宦官勢力被皇帝操控，是皇帝的看門惡犬，讓它咬誰它就咬誰。隨著時間的推移，宦官集團自我增殖膨脹，早晚必將脫離皇帝的管控，轉而威脅皇權。 實際上，王建的處境與唐昭宗和李存勖頗為相似，脫困的途徑也大同小異，無非是文官路線、宦官路線，透過政治手腕回收散落的實權。 然而軍事上的威嚴只能透過軍事手段爭取，所以李存勖才屢屢御駕親征，躬冒矢石，建功立業，也只有李存勖走出了“幼主困境”。 王建先恢復了唐朝的樞密院制度，以宦官為樞密使，掌握中央大權。此時，前蜀的宦官一哥就是唐文扆，他走到了前蜀的政治舞臺中央，被王建委以重任。 文官集團的帶頭大哥是宰相張格。在“太子謀反案”之後，大徐妃勾結唐文扆、張格，陰謀立王宗衍為太子，張格藉此機會抱上了宦官唐文扆的大腿，身為唐宰相張浚之子，張格深知與宦官集團保持密切關係的重要性。 從此之後，張格便與唐文扆沆瀣一氣，狼狽為奸。二人為了促成南衙北司的戰略同盟，勢必黨同伐異，排擠打壓異己分子，比如禮部尚書判樞密院毛文錫和宰相庾傳素。 唐文扆與張格處心積慮地蒐羅毛文錫、庾傳素的小瑕疵，以羅織罪名，不斷在王建面前打小報告。很快，二人就捕捉到了一個機會。 貞明三年（917），毛文錫的女兒嫁給庾傳素的兒子，兩家結親，於是在樞密院大宴親友，演奏音樂助興。 王建聽到鼓吹之聲，十分震驚，忙問左右，才得知是毛、庾兩家“用樂不先奏”。 在等級森嚴的封建時代，一切行為規範都受到禮制的嚴格束縛，深入體現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 比如穿衣方面，衣服的款式、顏色、裝飾，都有嚴格的等級劃分，就像現在軍裝上的軍銜一樣，不能亂穿，所以才有“人靠衣裝”一說，透過著裝就可知道一個人的官職大小、社會地位。 再比如出行，轎子的材質、顏色，轎伕的數量，也受到嚴格的限制。 任何違反禮制，使用了超越等級限制的規格，都是“僭越”，罪同謀反。 至於歌舞奏樂，也是受到嚴格的管控，不僅歌舞演員的人數受限制，就連演奏的曲目也有明文規定，有興趣的可以參閱各正史中的《樂志》，那裡詳細記錄著該朝對文藝演出的相關規定，枯燥繁瑣。 正因如此，如果官員們想舉辦私人宴會、演唱會，必須事先向有關部門提交相關申請，參加宴會的人員、演出的曲目和規模等等都要提前報備，經相關部門審批，確認沒有“僭越”之後，才能如期舉辦。 而毛、庾兩家的訂婚宴卻犯了這個致命的錯誤，也許是被喜事衝昏了頭，兩位高階官員居然都犯了這個低階錯誤，忘了向上級申報而私開宴會。 唐文扆和張格就抓住這次“私開宴會”而大做文章，王建果然大怒不已。 貶毛文錫為茂州司馬，弟弟毛文晏貶為滎經縣尉，兒子毛詢流放維州，沒收全部家產，家中其餘男人罰為奴、女人收作婢； 貶庾傳素為工部尚書，再從弟庾凝績亦受牽連。 隨後就是前蜀的一團政治迷案：王建病危，宦官唐文扆陰謀政變，王建急召養子王宗弼進宮護駕，王宗弼帶兵闖宮，揭發唐文扆陰謀。 於是，王建急召太子王宗衍入宮侍疾，等待接班。然後貶唐文扆為眉州刺史，繼而流放雅州；其黨羽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流放瀘州。 接下來，王建提拔了“前罪人”庾凝績和宦官宋光嗣。國家財政、人事任免、最高司法等權力，全部交給庾傳素；軍事大權則交給宦官宋光嗣。 隨後又讓宦官宋光嗣與養子王宗弼等一同作為託孤輔政大臣，輔佐王宗衍。三天後，王建去世，王宗衍即位。 “唐文扆謀變”是前蜀最大的政治謎團。正是在唐文扆和張格的秘密運作下，王建才廢長立幼，立王宗衍為皇太子的，唐文扆有著擁立之功，眼看王建就要嚥氣、王宗衍轉正在即，唐文扆卻密謀政變，實在有些匪夷所思。 唐文扆究竟想要立誰當新皇帝？ 王建最忌諱的就是諸養子，怕他們會對王宗衍的統治產生威脅，故而一直以來採取各種手段予以打壓，卻為何在生命的最後關頭急召養子王宗弼入宮護駕？而且在託孤大臣中，除宦官宋光嗣之外，全是功高震主的養子——王宗弼、王宗瑤、王宗綰、王宗夔。本小章還未完，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面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