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達了黨中央的最新工作精神，號召全體黨員、職工幹部向黨組織交心，開展“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鼓勵人們向黨組織提意見。福平心裡那股怨憤正沒有地方發洩，這下子可找到了時機。他看見和他同一單位的人都紛紛地寫大字報，批評共產黨在執政過程中的不當之處，頭腦一熱，按捺不住內心的激情，出於對黨組織的忠誠、關心和負責，也就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揮筆寫了一張大字報，批評華陰人民公社目前全民動員、大鍊鋼鐵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並且殷切祈盼公社黨委能儘快予以矯正。誰能想象得來，他不寫這張大字報倒不要緊，這一寫竟然一下子給捅了天大的一個婁子，惹下了一個非同小可的災禍。公社黨委馬上派人來和他談話，向他義正詞嚴地指出：“你這是誣衊我們目前的大好形勢，惡毒攻擊黨中央，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福平還想據理力爭，解釋申辯，可是黨委派來的人極不耐煩地一揮手說：“行了行了，你已經表現得夠充分了，也不要再說了。我實話告訴你，你現在說什麼都沒用，還是儘快把你所主管的那些工作整理一下，移交手續吧。”黨委派來的人所說的話好像是晴天一聲霹靂，一下子就把福平給驚呆了，他萬萬沒有想到響應黨組織的號召，善意地寫了一張批評華陰人民公社當前工作的大字報，誠心誠意地給公社黨委提了一點意見，居然能得出這樣怕人的結果。他的嘴幹張了幾張，什麼話也就都說不出來了。只聽這人又說：“黨委鑑於你思想右傾，已決定讓你停職反省。”福平竭力申述說：“黨組織開會時，不是一再向黨員宣傳，提倡給黨委提意見，並要求每個黨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嗎？還說什麼黨委對同志們所提的意見，抱的態度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嗎？不是還說了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嗎？怎麼能這樣說變卦就變卦了呢？”黨委派來的那個人神情格外平靜，只是反覆重複著一句話：“好了好了。你現在說什麼都晚了，說什麼也都不頂用了。組織上認為你的表現已經是夠充分的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事情既然走到了這一步，你也就只好認了吧。”可憐的福平就這樣在機關“沒來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憲”。

無獨有偶，一世精明的牛保民在農村也和在機關的福平有著差不多的遭遇，弄了一個沒見官就捱了四十板的事情。他一開始由於種莊稼是行家裡手，很受廟東村生產大隊，甚至孟至塬管區頭頭腦腦們的器重。人家對他委以重任，沒有讓他到縣西河裡去撈鐵砂，而是在廟東村生產大隊帶著幾個務農的把式組成一個科研試驗小組，搞科學種田。牛保民也為自己受賞識而高興，工作乾得很是賣力，認認真真地按照黨中央、毛主席對農業所提出的“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管、工，在生產大隊給他們劃定的那五六畝一片，各方面設施條件都很好的試驗田裡廢寢忘食地進行著科學試驗種田。他帶領他們那一幫人首先幹勁沖天地給試驗田施肥，反正生產大隊裡有的是農家肥，它再少也能確保這五六畝試驗田的需用。他們抱著越多越好的原則，一下子就給試驗田裡施了一尺多厚用秸稈和蒿草所漚的農家肥，給試驗田好像蓋上了一層既厚實又鬆軟的棉被。心想：這一下子肥料施得這麼足，看莊稼不長好還能有什麼說的。然後，他們就又對作為試驗田的那塊地進行了深翻，用鐵鍁把這塊地一鍁接著一鍁，一茬倒一茬，一下子齊齊翻了一米多深，等於把地整個翻了個過兒，把地下面的死土全給翻到了地表，而把原來地表很肥沃的那些由多年耕種形成的活土全都給翻到了一米以下的田地深處去了，一味心想：“這下深翻可也該夠數了吧。”地整理好了，這接著就應該是播種了。牛保民被大勢所迫，在大家的慫恿下，破格地解放思想，大膽革新，切實貫徹農業“八字憲法”中密的原則，播種時身不由己，硬著頭皮，破天荒地一個勁兒讓稠、稠、稠；縱播了橫播，橫播了接著再縱播，就這樣翻來覆去不住地往地裡播種。通常一畝地一般只播種十來斤種子，現在試驗田裡一畝地竟然給播種了一百二十多斤—不在地裡撒下足夠的種子，怎麼能產下理想多的糧食？這是自然之理。人們認為這才算是真正在落實黨中央在農業八字憲法中所提到的“合理密植”的密。牛保民心裡卻直嘀咕，暗暗思量：“我的媽呀，這一畝地來年到底能收穫多少糧食呢？現在光種子一下子就種了這麼多？”—要知道，按常產，當時一畝地產糧食也就是隻不過是一百二十斤左右，就這還要是好莊稼哩。如今往地裡種的種子竟然比常年地裡所出產的糧食還要多，這樣，到時候地裡究竟能長出來個什麼樣的莊稼？當時的人幾乎每一個口口聲聲都稱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林什維克，可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