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也理解了中國對於文化教育注重的意義，併為中國人對古文明執著的追求精神所深深打動。

斯脫特司令告訴李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關於“北京人”的訊息。遺憾的是，他談的訊息卻是一個很壞的訊息———斯脫特對李濟說：“盟軍總部已查詢東京帝大的教授，據他們的說明及答覆，‘北京人’不在東京，也不在日本。”

“這……事情怎麼會是這樣呢？有兩篇報道不都報道說，已經在日本發現了‘北京人’嗎？怎麼轉眼間‘北京人’又不在東京，也不在日本了呢？”李濟感到很是驚訝，甚至簡直難以置信。但斯脫特司令官的話又說得十分肯定。從對方的口氣中，李濟明顯感覺到，斯脫特的話決非兒戲，而是十分慎重。

“我也不希望事情變成這樣，但目前我得到的情報就是如此。”斯脫特攤了攤手，有些無奈地說。

“斯脫特先生，我懇切地希望您再協助我們查證一下，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是一件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不過，希望您能協助我們再找一找新的線索。您知道，‘北京人’對中華民族這樣一個古文明國家來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李濟再次強調說。

“這我理解。放心吧，我會盡力的，李先生。”斯脫特滿口答應，十分爽快。

李濟先生與斯脫特道別後，接著就開始了對“北京人”的尋找。他當然清楚，要想在日本找到“北京人”的線索，首先必須找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

然而，李濟費盡周折，始終找不著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有關人士向他介紹說，這兩個曾以學者身份多次反覆出現在中國的教授，於１９４２年底返回東京後，便開始對從中國拿回的化石標本進行潛心研究。日本戰敗後，兩位曾經風光一世的教授頓時失去了往日那種春風得意、霸領天下的“英雄氣度”，很快變得神情恍惚、老態龍鍾了。他們同所有參戰和被戰爭所累所害的日本人一樣，最終不得不受到了歷史的嚴厲懲罰，進而陷入了戰敗後精神的巨大痛苦和絕望之中，不久便聽說隱身於某個鄉村角落裡，再也無從尋找了。

真實的情況到底如何，李濟難以作出判斷，也無法判斷，只能無可奈何地中止了對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查詢。

李濟隨後又和號稱“中國通”的盟軍總部的美國史克門少校取得了聯絡。史克門少校於４月８日由上海返回東京後，４月９日便與李濟會了面。由於他對中、日兩國的歷史文化有甚深的造詣，故二人的談話開展得既快又順利。

可惜的是，史克門少校同樣否認了他們已經找到了“北京人”化石標本的事實。李濟的希望再次落空。不過，在這次會晤中，史克門少校向李濟表示了七點意見：

（一）京都大學的梅原末治教授想約我當面談退還日本劫掠的中國古物問題，他很贊成並願前往；

（二）盟軍總部管美術品與紀念品物品的一組，儲存有“珍珠港事變”後日本廣播新聞的全份，其中有數條記載日本搬運中國古物的訊息，可作中國代表團參考；

（三）現在總部所訂的規則為：凡是有確實證據、並及容易辨認為日本戰時劫掠的屬於盟國的器物，總部均可代為搜尋並退還原主；

（四）在平時劫掠的美術品與古物，總部不擬辦理；

（五）周口店上洞層的遺物，已由盟軍總部保管，可以退還中國；

（六）中央圖書館的書籍現在東京，可以諮請盟軍總部代索；

（七）要日本政府命令日本收藏家各編一完備的收藏目錄送盟軍總部及各國代表團作參考，可以考慮。

史克門少校的這七條意見，有幾條是對一些問題的答覆，有的則代表的是盟軍總部已經採定的立場，大致與斯脫特司令所說類似。

少校談完意見後，又與李濟商量下一步如何查詢的問題。由於東京除了沿皇宮區域及大學一帶，大半都炸燬了，舊日收藏多已下鄉或已散失，所以在那裡可以說沒有什麼看頭。而京都卻完全不同，大戰期間沒遭任何轟炸，有關教育文化的事業更沒停頓過，又為收藏家集中之地。因此，史克門少校提議，一起去京都走一趟，到那裡好好查詢查詢，說不定在那裡能找到“北京人”。李濟滿口答應，因為這也正是中國此次日本之行的計劃內容之一。

史克門少校和李濟一行當即趕往京都。他們在京都共住了七天，李濟與史克門少校同住一個飯店，差不多朝夕相見，且同桌吃飯的時候甚多，李濟便儘量利用這些機會與史克門少校多交換意見。史克門少校是一位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