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東方藝術的人，很富有收藏經驗，對於中國抗戰前的考古工作也甚為熟悉，並認識很多的東方學者，所以兩人很談得來，談的範圍也相當的廣泛。自然，他們各自也都有必須保留的部分，對此都很理解，彼此心照不宣。但一般說來，史克門少校是很同情中國的願望的。

在此期間，李濟曾提出三個問題徵詢史克門少校的意見：

１．中日的戰爭，應該從何年算起？２．日本軍閥在中國毀壞的文物，日本應該如何賠償（例如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東方文化圖書館、南開圖書館等）？３．未經中國政府允許（偽政府的允許當然不算），日本人在中國發掘器物，應如何處理？

關於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當時有四種不同的說法：即（１）從“珍珠港事變”算起；（２）從“七·七”事變算起；（３）從“九·一八”算起；（４）算到甲午戰爭那一年。對此，史克門少校認為，自“九·一八”起似乎最合理，但應該呈送到高一層的機關決定。毀壞的古物應該賠償，盜竊的古物應該歸還，這在原則上應無問題，但具體的辦法仍應遵守“有切實證據的”及“可以辨別的”兩個標準。

史克門少校的這些意見應該說大致符合中國代表團的期望，不過真正實行起來，盟軍總部似乎也不是那麼痛快，或者說顯得很困難。至於何以如此，不得而知。

一日，盟軍總部有一個叫鮑爾士（ＧｏｒｄｏｎＢｏｗｌｅｓ）的高階美國顧問，在京都碰見了李濟。鮑爾士曾在哈佛大學研究民族學，也在西藏考過古，與李濟是舊相識了。兩人在日本相遇，自然都很高興。當鮑爾士得知李濟所遭遇的困難後，很坦誠地對李濟說：“美國政府對於中國要求日本償還劫掠的文物，是極同情的，但英國卻不一定。他們對於‘劫掠’一詞（斯坦因等在新疆、甘肅一帶的行為）極為敏感，不一定會幫助中國。所以，我的意見這事最好就在盟軍總部辦理最好，不要推到ＡｌｌｉｅｄＣｏｕｎｃｉｌ去決定，那裡是不會得到什麼好結果的。”

聽了鮑爾士的話，李濟已心中有數。但可惜的是，他和史克門少校在京都尋找了整整一個星期，還是沒有找到“北京人”。

在餘下的日子裡，李濟依然堅持在日本四處奔波，八方打聽，哪怕有一點點與“北京人”相關的線索，他也要親自過問，親自查詢。但依然沒有什麼新的線索。

這是怎麼回事呢？在日本找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本來是一件不應該成問題的事情，可有關人士卻推說：“地址不明，難以查詢”。再者，去年１１月１９日美聯社就曾向世界釋出了“‘北京人’遺骸在日本發現”的訊息，今年１月１日英國路透社又發表了“‘北京人’將由日本歸還中國”的訊息，但現在，為什麼以美國為首的盟軍總部對“北京人”到底找到沒找到，找到後到底在誰的手裡，又避而不談甚至乾脆從根本上加以否定呢？很顯然，“北京人”還在日本人手上，或者遺失在了別的什麼地方，是完全可能的；但誰又可以斷言，美國就一定沒有從日本人手上將“北京人”攬入自己的腰包呢？

李濟把有關尋找“北京人”的情況向中國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將軍作了彙報。朱世明將軍聽了後，感到問題比較複雜，也很棘手，便當即給盟軍總部發去一份《備忘錄》，請求盟軍總部繼續協助查詢“北京人”和其他人類學標本之下落。該《備忘錄》原文如下：

備忘錄

致威婁柏中將

參謀長助理主文：為送還周口店的人類學材料及中國猿人的研究記錄

１．根據報告，以下各項物件在戰時從北平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被送到日本：

（１）“北京人”標本，包括７個頭骨，１２個下頜骨，一些牙齒及骨骼材料。

（２）周口店第１地點，第１５地點及山頂洞的石器、骨器及動物遺骸。

（３）關於周口店發掘的工作記錄、照片和檔案等。

（４）安陽發現的狗及狼等哺乳動物。

（５）步達生教授及魏敦瑞的關於人類學的書及單行本等。

２．已經知道，在發掘周口店的工作中及創辦了新生代研究室時跟中國地質調查所合作的北平協和醫學院曾經請求盟軍總部查詢上列失物。隨後一些屬於專案（２）和（３）的標本被送還了，現在是在盟軍總部自然資源組保管。中國代表團李濟博士應中國經濟部的要求，請對這些高度重要的科學標本作更進一步的查詢。經過請求從Ｃ．Ｉ．Ｅ．組已發現物件的清單。附在後面的是這個清單的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