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腦筋一轉，心想湖北之外難保其他省份沒有類似劣幕，於是明令整頓，由各省督撫嚴密查訪奏報，並特別警告“倘督撫等視為泛常，不知實力整頓，一經朕別有訪聞，唯伊等是問”。

第一案內遭受冤獄處分的一干人等，在欽差阿永阿的重審之下重見天日。

盜犯張氏兄弟，則“不必照尋常案犯辦理”，旨到之日立即處斬。據報，“楚省軍民觀者億萬，無不歡呼稱快，感頌聖明。”

這些均顯示皇權伸張才能一平民怨，與官僚善惡無絕對關聯。費孝通曾提出，“中國的官僚並不是（與皇帝）分享政權的，他們和政權本來是處於敵對的地位”。（22）相信這也可以給其他研究者以啟發。

此一案件又表明，並不是到乾隆三十三年“叫魂案”時，皇上才大規模的整肅吏治。類似的事件，在那之前即已發生，而且可能相當頻繁。而所有這些，都仰賴於“皇上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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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清皇帝南巡始末聞書》，載《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華立：《“唐船風說書”與流傳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一文。該書系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所藏抄本，記述乾隆帝第三次南巡事，是依據當時赴日貿易的中國商人、船員等所談國中見聞整理而成。

（2）　《大清皇帝南巡始末聞書》。

（3）　乾隆二十八年四月戊戌諭。

（4）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卯諭。

（5）　《高宗實錄》，卷382，第16頁。

（6）　《高宗實錄》，卷386，第11～15頁。

（7）　《高宗實錄》，卷532，第10頁。

（8）　《高宗實錄》，卷536，第5頁。

（9）　《高宗實錄》，卷536，第8頁。

（10）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辛丑諭。

（11）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己巳諭。

（12）　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壬寅諭。

（13）　《高宗御製文二集》，卷14，《南巡記》注。

（14）　《南巡盛典》，卷55，第1頁。

（15）　以上參見孫文良、張傑、鄭永川：《乾隆帝》，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四章；及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農村讀物出版社2003年版。

（16）　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丁酉諭。

（17）　乾隆二十八年八月甲寅諭。

（18）　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丙申諭。

（19）　其時戶部銀庫實存銀自乾隆二十九年達到五千萬兩，其後連續數年在六千餘萬兩、七千餘萬兩。

（20）　參見郭成康、林鐵鈞：《清朝文字獄》，群眾出版社1990年版。

（21）　“吏目訪聞”的定義是由於事主未主動報案、延遲報案或誤報案件，或書役擅改報詞之案，可由官弁、兵、捕人等探知而主動發覺。

（22）　費孝通：《論紳士》，見費孝通、吳晗：《皇權與紳權》，觀察社1949年版；以上參見胡國臺：《皇權、官僚和社會秩序——清代乾隆朝張洪舜兄弟盜案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6年第25期。

四、四次南巡

16．第四次南巡

乾隆三十年的第四次南巡，與乾隆二十七年的第三次南巡，是相隔最近的兩次南巡；巡幸時間長達一百二十五天，也是六次南巡中歷時最長者，其中原委，怕一時也很難說清。而且自此竟有十五年時間不復巡幸江浙，恐怕也是有著若干的無奈吧。

這次南巡，與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大行蠲免。上諭：前此三經臨幸，所有江南省積欠地丁等項，蠲免至二百餘萬兩。著加恩將江蘇、安徽，乾隆二十五年以前節年未完，並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三年因災未完地丁河驛等款，以及二十八年以前節年因災未完漕項暨因災出借籽種口糧、民借備築堤堰等銀一百四十三萬餘兩，又籽種口糧內米麥豆谷十一萬三千餘石，概予蠲免；並著將浙江乾隆二十六、七、八三年因災未完地丁銀兩，並二十七年屯餉沙地公租，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兩年未完漕項等銀十三萬二千五百餘兩，又二十八年借給籽本谷一萬三千七百餘石，加恩悉行蠲免。

隨後，著加恩將直隸各屬自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舊欠，並二十六年未完緩徵銀共三萬二千四百餘兩，米、谷、豆共三百五十餘石，一體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