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復漠不動心，毫無愧怍，忍心害理”。武昌知府錫佔承審重案“不思懲暴安良”，只知“迎合上司意旨，欲以案外枝節淆亂正案真情，幾致奸良倒置沉冤莫白，在諸委員中最為險鄙”。總督愛必達的責任在於“案懸多年並不飭催早結，若非自存迴護即系徇庇屬員”。巡撫宋邦綏到任雖然只有半年，錯在“任聽委員延混”。按察使高誠，“怯懦優柔亦難辭其咎”。其餘如前任黃陂縣知縣陳銓、前任漢陽知縣陳文樞等彼時都已升任知州，罪名為“附和上司，妄刑誘供，均屬有司中敗類”。地方官僚涉案者，一網打盡，無人倖免。

皇上怒火逐日上升，五月二十一日諭示，僅予革職處分過輕，不足以示懲，改處愛必達發往伊犁，自備斧資，效力贖罪。宋邦綏留湖北省認辦堤工三年。六月初，皇帝中途變卦，認為愛必達早已知曉真盜案情，故意批駁秦爃稟文，任由沈作朋撥弄是非掩飾前案。若僅發往伊犁，處分過輕，無法警示其他臣僚，因此諭令押往行在親自訊問治罪，並查抄其財產。六月十二日，命令所有違法臣僚俱押往熱河避暑行宮，親自審訊。

在熱河，愛必達於認罪時供稱：因第二案發覺前案判決錯誤，如果翻案顏面無光，因而躊躇未決。沈作朋卻在答覆中出言辯解，龍顏大怒，立即予以正法，成為本案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被處死的官僚。

皇帝認為此案有四大弊端。其一，湖北地方官員上下扶同，朋比為奸，串通矇騙，縱盜冤良。其二，引起湖北同省民人公憤，而有司不敢舉發昭雪。其三，罕見之欺君罔上。其四，擾亂社會秩序。並重申：立法之意在“安民”，因前案未能雪冤，造成劫盜集團連續犯案。第二案苦主趙啟賢懼於張紅順一夥前科未受任何懲罰，猜想其人可能與地方官員有所勾結，而不敢赴控。如此一來，“閭閻尚有安居之日乎？”

皇上在本案中表現得異常嚴厲。他有意藉此整頓吏治，肅清官僚揣摩上司意旨、不問案情曲直的陋習。對於案內有心犯錯者從重處置，存心觀望揣摩者一併處分，不使一人漏網，而且所有懲處都通諭各省以為戒鑑。

本案愛必達以總督身份應負全責。其瀆職在前，欺君在後，有負平日皇恩，但念在“案中尚未冤及人命”，從寬改為絞監候。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以愛必達出自勳舊世家，兩位兄長策楞死於兵事，訥親於金川之役以貽誤軍機罪處斬。因不忍心兄弟三人同樣下場，改發往伊犁效力贖罪。

前任巡撫周琬曾任刑部司員，評為“頗稱強幹”，卻聽信沈作朋一面之詞，朋比為奸，存心欺騙。雖未參與第二案審判，卻始終不令宜昌知府佛保住往見愛必達面稟詳情，是本案欺罔之罪的禍源，處以斬監候。二十八年十月赦免愛必達之後，予以釋放，改為發往伊犁贖罪效力。

布政使沈作朋為本案罪魁，事前縱盜冤良，事後撥弄是非，釀成冤案。如果僅予軍流，往後主管地方司法、刑獄大權的按察使，都以如此輕率的方式動輒處罰劫盜原告，以一手遮天下耳目，地方百姓如何安居，社會如何安定？因於乾隆二十八年七月予以處斬，抄家。

亢保，前湖北布政使，任內扶同附和，揭參趙泰交，並會銜濫行保舉陳銓（知州）、陳文樞（同知）。第一案發生時，二陳為知縣，在沈作朋的號令下，翻雲覆雨，刑求逼供歸州吏目州役，予以革職。

宋邦綏繼周琬為第二任湖北巡撫，迎合上級，未能明察真相，處以留楚辦理堤工，又追加捐銀三萬兩以備工程之用。

原任湖北巡撫湯聘（案發時已調任江西巡撫），於第二盜案辦理失當。處以革職，後捐銀三萬五千兩，認辦地方工程。

續任按察使高誠明知前案冤抑，不為翻案。身為按察使，難辭其咎，解任。

武昌知府錫佔承審重案，迎合沈作朋之意，為罪魁禍首之一，革職抄家。

宜昌知府佛保住，革職。

續任知州陳銓、陳文樞，同知單文揚“均罪無可貸，但究系受上司挾制，核其情罪與周琬、沈作朋有間”，僅革職處分。

在此案中，一如既往，對犯罪官員採取了抄家處分。顯示皇帝具有官僚財產控制及分配權。抄家中，往往新舊書文字跡，俱詳加檢點。

對於幕賓徐掌絲、徐登三和盧培元三人之處分，皇上也毫不放鬆。督撫藩臬等地方大員承辦案件造成冤案，固然不可諉過他人，但幕賓盤踞湖北官場多年，與地方官交接往來，串通上下，必須懲處以警惕其他：“此等劣幕輒敢暗通生氣，從中把持，為地方之害，不可不明治其罪，俾凡做幕者共知警惕。”處分臣僚幕友之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