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交革職之罪。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總督愛必達親自審問，趙泰交認罪。昔日盜犯反而成為官僚傾軋下受到保護的受害者，無罪開釋。經巡撫周琬親自審訊，由按察使沈作朋會同原布政使亢保，題參歸州知州內大小官員、吏目與差役，轉報總督審題。於是趙泰交被題參流放，吏目夏念祖，州役宋明、胡賢、鄧珍徒刑，事主李作椇、保正袁正芳充軍，州役週四杖刑。

清律嚴苛，地方官吏必須在時限內偵辦盜案、刑案，否者受罰。官僚相護是官場倫理，必要時犧牲平民是官場一般處理案件的方式。反觀本案卻是相反，盜犯利用官僚之間的矛盾，死裡求生。而且在複審時利用地方官違法失職情節，不但翻供，而且誣告地方役吏在搜尋時竊取其家中銀兩，寫下奸民鋌而走險、官民鬥法的驚險一章。

結果本案之演變，完全不符合官場之內相互袒護、利益相依的傳統；而是地方官僚內部傾軋，公報私仇，產生官場冤案。此一案中，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州、知縣、幕賓、吏目、衙役，地方官僚體系內各層級成員均牽涉在內。按察使沈作朋一手遮天，影響總督愛必達的判斷，固為罪魁禍首，地方官探問上司口氣偵辦案件，在本案中也有充分的表現。而若非張氏兄弟賊心不改犯下續案，歸州受誣陷官僚及地方人士可能就此沉冤莫白。

張紅順兄弟開釋之後，心中暗自得意，玩弄了一批昏庸官吏，遂以為其智慧超越司法之上，又謀劃了第二盜案。時為乾隆二十七年五月。

屆時，新任知州秦爃於人贓俱獲後，審出李作椇家盜案及趙啟賢家一案，張氏兄弟俱為正賊，並非冤枉。總督愛必達、繼任巡撫湯聘命新任按察使高誠委託武昌知府錫佔審理（原按察使沈作朋已經升任布政使）。另一方面，則拘押嫌犯在監，一擱就是將近一年，不審不判。

在總督、巡撫、知府的曖昧態度下，本案難以繼續追查。若非張洪舜（紅順）之妻犯下奸案被捕，供出其夫因趙啟賢家盜案被捕在監，事情似乎就可大化小、小化無了。乾隆二十八年四月，皇上由刑部奏文中得知，前“歸州知州趙泰交濫刑妄斷案”內開釋盜犯張紅順名字與其字音相同。而趙家盜案發生已經將近一年，湖北省並未諮部，違反了刑律中供證確鑿贓跡明顯者限四個月完結，即使限內無法完結也要行文諮部，方可準延展兩月的規定。立即諭令刑部要求該省督撫詳查覆奏。諸多疑點又提醒皇上“該督撫以至承審各員，或有迴護，亦未可定。若不徹底查究，何以清讞牘而雪民冤”？當即派遣兩位欽差南下全面偵查。盜犯經欽差刑部侍郎阿永阿審訊，遂供出兩案驚人內幕。

皇帝在司法偵查、審理與判決上有最終決定權，於本案中展現無遺。此案若非驚動天聽，難以重見天日。皇上何以在日理萬機之中，意識到此一尋常民間盜案暗藏無限冤屈，更進一步牽連一大批地方官員，上下勾結，朋比為奸，亦非僅憑他聰明或記憶力好，刑部奏文也是重要因素。刑部懷疑張氏兄弟若是良民，何以在開釋數月後即犯下第二案？而盜犯被捕後已近一年，湖北省督撫既不諮部又不完結？由刑部奏文上通皇帝，亦可能與新任歸州知州秦爃為刑部尚書秦蕙田之侄有關。秦爃明知內有隱情，而上司又不審不辦，拖延此案。苦於無法與上司力爭，只有暗中通報刑部尚書有此弊端。

在諭旨和欽差的雙重壓力下，五月一日湖北按察使高誠搶先上奏，表明三月二十日他已查出張氏兄弟為盜案正犯，拖延原因乃“張洪貴等狡黠異常未據承認”。並開脫總督愛必達“並非迴護”，巡撫宋邦綏“亦無牽制之處”。皇上已對湖北地方官僚有所不滿，立將高誠革職拿問。其後高答辯說，案情真相大白後，曾向布政使沈作朋要求舉發，但沈“不答不辦”。兩人一同會見總督愛必達時，沈又力言“前後兩案均無影響”。總督聽信其言，未採取進一步行動。上司決心拖延，高誠無可奈何，他為自己辯解：“才短力薄，勢成孤立，實屬有愧臬司重任，慚愧無地”。

總督愛必達與第二任巡撫宋邦綏於五月三日上奏，稟明同省上下努力辦案，無人懈怠。皇上大怒，在愛必達、宋邦綏的奏摺末了硃批“竟不成話矣！不知爾等具何心腸，何膽量仍敢為此奏文”！五月九日內閣發出諭旨，斥責愛必達、宋邦綏“敢於朕前支詞矇混，則誠何心”。愛必達、宋邦綏交刑部嚴加議處，前任按察使沈作朋革職拿問。

欽差阿永阿於五月八日抵達湖北武昌，五月十三日即有案情奏報，細數湖北一干地方官僚罪狀。首先指責罪魁禍首現任布政使沈作朋，尤其是沈接受審訊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