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在政治上，對《儒林外史》所說的官官相護，《兒女英雄傳》記載的官場傾軋，都沒有打算，也不可能“徹底解決”。＇9＇因為眼下已經不是“三代”，而是三代以後，因此任何努力都只能是有限的不容樂觀的。《御批綱鑑》（卷93）：

均田限田之制，雖屬古法，而實不可行；蓋民之貧富不一，必欲齊之，則諸弊以起。

為此只能採取現實的態度，不能抱有什麼過高的奢望，只可“因時立制”，＇10＇不得隨意鼓吹什麼蠱惑視聽、不負責任的美好方案。因此，乾隆初年的“迴向三代”，也不過是一種嘗試而已，到一定時候，便只能“見好就收”了。

尋，大學士張廷玉遵旨議奏：“今日而議復限田，誠無不可行之理，而有不可行之勢”，又有何“善策”可依，如 田以何為等差？限以何為多寡？直省風土亙異，貧富長落不時，非清查不知，而查則滋擾。縱使章程既定，券契可憑，而瓜分詭寄、改戶移名，即精明之吏亦難按冊而稽，將胥吏乘機需索訛詐，而小民震惑，互相告訐，獄訟紛繁。古云治大國如烹小鮮，在毋擾之而已……

至稱請收買公田，……宋元明皆有之，……收買時不無長短，催租時不無凌虐，完納時不無勒索，比之民種民田實有便有不便。＇11＇

一年之後，漕運總督顧琮奏請實行限田，“以均貧富，與用事大臣動色爭於上前，無所撓挫”，＇12＇八年九月，上諭：“朕深知此事，名雖正而難行”，爾以三十頃為限，……已至三十頃者，分之兄弟子孫，則每人名下不過數頃，未嘗不可置買。何損於富戶，何益於貧民？況一立限田之法，若不查問，仍屬有名無實，必須戶戶查對，人人審問，其為滋擾，不可勝言。夫果滋擾於一時，而可收功於日後，亦豈可畏難中止。今輾轉思維，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強奉行，究於貧民無補，是不但無益而且有累也。……此事著停止，並令各督撫知之。＇13＇

“名雖正而難行”一語，正道出了皇上的矛盾心情。於是也就像其他的眾多問題一樣，把它擱置、留給了後人。＇14＇

十月，河東鹽政吉慶具奏，一再言及皇上“既深知其不可行，猶冀望其或能行”之苦心。＇15＇此後幾乎就不見有關修改田制的議論了。

日後，《御批綱鑑》於漢代董仲舒“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條下批曰：

限田之制，其名似美，實不可行。且一州一邑中，田滿三十頃者本不多見，即分其所餘，何以與貧民，亦且勢難遍給，徒使富者詭名寄戶，貧者訐告紛爭而已。是豈達治體者之所為？

又就治河一事批曰：

居今之世，雖大禹復生，吾知其無善策，亦不過補偏救弊耳。

儒家既認為人世的理想社會自“三代”以後已一去不可復返，這，大約也就從根本上註定了乾隆初年“迴向三代”努力的不能成功。《御批綱鑑》（卷84）：

時非三古，而談井田封建，皆拘儒不達世變之說。

又曰（卷101）：

古稱“井田善政，行於亂之後，是求治，行於治之時，是求亂”，其說誠不可易。

其後湖南巡撫楊錫紱談到這一問題時說，米貴民貧，原因之一在“田歸富民”，為求解決則“非均田不可”，但均田“行之開創之初，尚虞紛擾，今累葉承平之時，更難施行”。＇16＇表明清人仍把均田作為一種“理想”，也表明當日爭論的核心，並不是“當”與不“當”，而是“能”與不“能”，不是其本身的“是”或“非”，而是在操作層面即如何實施的問題（也終因難度太大而予放棄）。從此清代田制的討論也就轉移到了其他一些方面，如租佃制度等。

有了新的眼光，我們不難發現，發起“均田”、“限田”建議的官員，特別是那些“鐵桿派”，大多都是滿人。如不肯與同僚“會稿畫題”的都統兼刑部左侍郎盛安，“與用事大臣動色爭於上前”的漕運總督顧琮，皆為滿洲鑲黃旗人，河東鹽政吉慶，亦非漢人。而採取反對意見的，則漢人為多。聯想到清代初年的“改衣冠”，以及在華北的“圈地”，對漢人小地主（土地所有者）肆無忌憚的剝奪，可以說，滿人對漢人的那套東西，是很“不以為然”的。經常按照自己的某種利益（或“理想”），“不尊重”，甚至“踐踏”它。在這裡，說清朝統治者是什麼“（地主）階級”的代表，恐怕並不妥當。他們自有自己的一套，我們不能再視而不見。對此，與其說這是一種“階級”或“民族”行為，不如說是“政治”行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