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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入關以後，未及對現存制度作出全面反省，一時似也無力進行新的嘗試。因而關於土地和租佃制度的討論，就與其他許多方面的問題一樣，也留在了十八世紀上葉。

乾隆初年，在政府權力擴張和追求新的努力目標之際，出現了對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的重大討論，這不是偶然的。欲“迴向三代”，也不可能不涉及這些問題，如“井田”、“限田”、“均田”等，在乾隆初年都曾被反覆提出。

乾隆二年，御史薛馧奏請限田額，王大臣等提出不同意見：

（限田）其說本之漢儒，而審時度勢，萬不可行。蓋井田既廢已久，田不在官而在民，民之貧富不可強而同。……前人豈無復古之意？正之奪富予貧為拂人情而違土俗，莫若聽民自便之為得也。

特別針對本朝情況，指出限田之實際困難：

我朝承平日久，戶口殷繁，州縣田畝俱有定數，……是以薛馧亦知均田之難，而但欲禁富民增置，令貧民各置五十畝之數。此無論田多之人花名詭寄，諸弊叢生，即使富者果皆奉法無違，而現在貧民未有置產之資，反失佃種之業，轉致失所，勢有必然，……為害甚大，決不可行。

擬薛馧以悖謬見奏，議交部察議。＇4＇但皇帝卻不以為然，諭：

朕念切求言，若因此加以處分，恐阻人進言之路；且伊所敷陳者，尚有直贛之氣、近理之語，……使此等之言，時聞朕耳，以補朕之遺忘，亦未為不可。＇5＇

對改變田制的議論，不但不願處治，言下之意似還頗為嘉許。

乾隆七年，福建按察使王丕烈復請限田，下九卿議奏。戶部立稿主“應毋庸議”，並於五月二十六日傳集九卿會稿畫題。都統兼刑部左侍郎盛安獨持異議，另議一稿，送主稿衙門附奏，然戶部不以為是，不得不將另議撤回。六月十一日，盛安具折獨抒己見，首先追述古代井田之本意：

聖王知民之貴有恆產也，制其田裡，教之樹畜，使人皆有土可耕，有產足倚。……自秦廢井田以開阡陌，田之多寡，遂不均勻，……後世雖有愛民之君，蠲賑時行，然蠲免之惠止及有田與田多之人，而田少與無田之人不沾實惠，賑濟之惠止救一時與一方之急，而究不能使家給人足，永無匱乏……

繼而討論漢代董仲舒、師丹、孔光、何武“限民名田”，北魏以至周、隋、唐代“均田”、“授畝”，元時鄭介夫，特別是明臣丘浚“限田”之法，稱：

為今之計，莫如漸次收買公田，……請嗣後納監者令其捐田納監，贖罪者令其以田贖罪。……民田既有限制，而官復收田公之於民，行之不過數十年，民皆有土可耕，有產足恃，猝遇荒歉，亦不肯輕去其鄉，即加蠲賑，亦得均沾其惠。臣愚竊謂聖主仁民之政，無過於此。

為什麼漢唐以來的限田之議、均田之制，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呢？盛安以為：

非獨時勢使然，乃當事者惡其不便而使然也。……限田之法一行，仕宦之家失之其所恃矣。乃將限田之法交與不便限田之人議之，無怪乎其不肯議行也。且限田國之大計也，或恥其論不由己出而力為阻撓，雖非私意，亦屬忮心。又或以為千百年未經行之事，一旦舉行，關係甚重，倘力持其說而行之，設有紛擾，得毋罪及首議之人，雖明知其善而又先畏其難，故議之而不果行也。

伏祈“聖明自有裁斷”，排除干擾，“以立聖朝養民之大法”：

我皇上御極以來，於養民惠下之政，凡耳目所及，心思所到，無不次第舉行矣。乃限田之法，實王道之大端，而自漢、唐、宋、元以來終未克舉行者，將毋天心之有待於皇上也。

硃批：“大學士等議奏”。＇6＇直隸總督高斌遵旨覆奏：

查限田之說……其言似乎近理，而其意固亦美矣，但未嘗詳察而切究之也。夫直省之廣，地土之高下肥磽，風俗之奢檢勤惰，生民萬有不齊。而欲以數條科則限之以制，將欲其均之而適有不均之嘆，此事勢之顯然而易見者。

至於世風不古、民俗澆漓，……是限田之說一行，貧民且未必能即受均田之益，而富民之擾累，吏治之紛繁，其不便且有不可勝言之處。

明白指陳“世風不古、民俗澆漓”，今日情勢已不適宜恢復古制。＇7＇

這樣的一些議論，自然涉及傳統政治理念的若干基本問題，即在儒家而言，一方面是積極入世用世的，另一方面卻隱含有“悲觀”、“幽暗”的一面。在社會上，對所謂“貧富不均”、“生民萬有不齊”一類的問題，並無力剷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