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英國一類的“先發國家”）。為此戴逸曾表示，可能還存在第三個方面，即開始了各國疆土的武力開拓（這點可稱之為新的民族國家的建設），參見見高王凌：“劉松齡：最後的耶穌會士”，《中國文化研究》2006：4，頁170。

＇31＇　曾國藩《家書》中雲：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辭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譭。大約是受唐鑑“為學只有三門”之說的影響。以後又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至咸豐元年，始增加第四科“經濟之學”。

＇32＇　在《皇朝經世文編》中，所收陳宏謀的文字僅次於清初顧炎武；在魏源筆下，他不但是十八世紀的中流砥柱，也是十九世紀經世學的開路先鋒，參見羅威廉（William　T·Rowe）：Saving　the　world：Chen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China（《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胡明輝：“十八世紀在近現代中國史的樞紐位置”，頁135；據說。曾國藩也把陳宏謀奉為講“經濟之學”的楷模，“立意崇尚之”，《晚清經世實學》，頁320。

＇33＇　參見《書目答問二種》，頁277…278。

＇34＇　陸燿，乾隆十七年舉人；十九年，授內閣中書，充軍機處章京；後官至山東布政使、湖南巡撫，卒於任所。乾隆四十年，彙集清初迄乾隆間諸儒有裨經世之文為一編，題為《切問齋文鈔》，凡三十卷。從中可以看出他的經世思想，既有內在的修身養性，也有外在的經濟事功。如置於全書之首的“學術”部分，內容涵蓋了立志、學風與治學、讀書、師道諸多方面，主張學術要與當今社會聯絡在一起；反對空談心性、反對瑣碎之考據、反對揣摩應舉的辭章之學。“財賦”部分則涉及當時經濟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如田法、生財理財之策、賦役徵收、漕運、錢糧、錢法鹽法等等。這樣的編排方式開創了一種新的體例，使“經世”成為一門系統的學問，它也被後來魏源、賀長齡的《皇朝經世文編》所借鑑。後者在體例上也是分為“學術”、“治體”，與“六政”（吏戶禮兵刑工）兩大部分，其中所收，主要都是十八世紀人物的言論。是在《切問齋文鈔》的體例基礎上，更詳盡地闡述了十八世紀實政的主要成就（當然也有所擴充套件）。所以說“《切問齋文鈔》既是《清朝經世文編》之先導，又代表著清前期，特別是18世紀初葉中國經世思想的最高水平”（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紀中國觀念變遷與社會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384）。

＇35＇　莊存與，乾隆十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十七年入直南書房，在上書房行走；二十年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乾隆五十一年，以原品休致。與陸燿比較，在皇上身邊時間更長、官位更高，更加“切近密勿”。他所開創的今文經學，雖當時不顯，卻對後世特別是龔自珍、魏源等人產生有莫大的影響。

＇36＇　章學誠史學之長處之一，據說即在指導人轉移目光治現代史，留心當代政制（乃六經皆史論之應有涵義）。此一意見，又落入此下經學家手裡，遂有今文學派之興起。龔定庵思想顯然承襲自章實齋（余英時：《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209），成為其思想的又一淵源。

＇37＇　參見高王凌：“18世紀經世學派”，《史林》2007：1。

11。議改土地制度

就儒家思想體系來說，“回覆三代”應包含有三部分內容，即“封建”、“井田”和“學校”。清代皇帝不打算恢復封建，這在世宗皇帝批駁陸生楠時，即已明確。＇1＇

於是“回覆三代”，只能集中於“井田”這一範疇之內，如乾隆初年討論“均田”、“限田”，當是“復古”，而在糧政上的那些重大措施，更無非是追尋“三代”。

清代初年，黃宗羲等人主張恢復井田，他說，屯田之行，“知井田之必可復”；顏元、李塨等主張“可井則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並著重研究了從地主手中“收田”的具體方法。＇2＇但這些似乎未能對實際政治發生直接的影響。倒是滿人在佔領遼東以後，曾經計口分田（一男均給六晌），且對內地“富人多佔土地”，窮人“沒有土地”，“乞食身無一物”的現象頗有指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