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每傳一旨，令汪由敦撰擬。國書則有舒赫德及大司馬班第，蒙古文則有理藩院納延泰。

＇2＇　參見白彬菊（Beatrice　S·Bartlett）：《君主和大臣：清代中期的軍機處1723——1820》，洛杉磯，伯克利，1991，第276～278頁；它顯示出乾隆朝的軍機處與雍正朝實有很大不同。

＇3＇　乾隆六年五月庚寅諭，《高宗實錄》卷143。

＇4＇　據劉心武考佚，弘皙一黨在乾隆初年頗有活動，甚至在乾隆四年曾打算刺殺皇上，參見《劉心武揭密＜紅樓夢　＞》，東方出版社，2005。當然，安在他們身上的罪名也未必就是朝廷公佈的那些，而另一方面，若按時下的觀點，所有這些“考證”都是無法“證實”的。

＇5＇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諭，《高宗實錄》卷576。

＇6＇　乾隆五年四月諭。

＇7＇　《御製詩四集》卷59，《懷舊詩·五詞臣·張照》，乾隆四十四年。

＇8＇　參見《嘯亭雜錄》卷6《張文和之才》，據昭槤雲：“當時，頗譏其袒比同鄉，誅鋤異己，屢為言官所劾，然其才幹實出於眾”云云。

＇9＇　《嘯亭雜錄》卷一《不喜朋黨》：胡閣學中藻為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一張黨為寇仇，語多譏刺。上正其罪誅之。蓋深惡黨援，非以語言文字責也。

＇10＇　以上參見劉風雲：《乾綱獨斷》，《乾隆皇帝全傳》，學苑出版社，1994。

＇11＇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諭。

＇12＇　不過“惟織造、關差、鹽差等官進貢物件，向系動用公項制買，以備賞賜之用，與百姓無涉，不在禁例”。

＇13＇　《高宗實錄》卷138，乾隆六年三月癸酉諭；隨後不久，山西復題參知府知州五員。

＇14＇　乾隆十四年九月壬申諭。

＇15＇　以上參見白新良：《乾隆皇帝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頁77…83。

＇16＇　《嘯亭雜錄》卷1《不喜朋黨》；《水窗春囈》卷下《部吏口才》：彼時不論君子小人，在上在下，皆有才略智術，故辦事如火如荼光焰萬丈耳。國家全盛，此則關乎氣運也；又見其《古人幹練》條。

＇17＇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申諭。

＇18＇　乾隆十三年八月甲子諭。

＇19＇　乾隆九年三月諭。

＇20＇　乾隆九年五月諭庚子諭。

＇21＇　乾隆十三年七月辛丑諭。

＇22＇　乾隆九年七月庚子諭。

＇23＇　參見高王凌“叫魂案之前因後果”，《政府作用和角色問題的歷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

16。民玩

乾隆初年，隨著國家賑濟活動的大幅度增加，民眾“鬧事”也增加了。它形成了一個“風潮”，主要發生於乾隆初年，特別是乾隆六年至十三年這一個時段。目標也不是一般的“鬧糧”，還有“鬧賑”、“冒賑”。其中與日常平糶有關的，主要是一些小規模的騷亂，其目標是希望政府更多地增加一些低價糧食的供給。＇1＇參加者多為經濟作物種植者、手藝人、僱工以及營兵等，而非糧食生產者。規模一般不過幾十人，很少至百人以上，這是與其它鬧糧事件頗為不同的。它也不應稱之為什麼“人民反抗”，＇2＇而不如說是他們的“反行為”，可能更切近些。看來正是政府賑糶“福利”的擴大，反而增加了這一類的“需求”。問題就擺在這裡：是為此而建立更多的“福利”措施，以及更大規模地擴大倉儲，以至把政府幹預擴大到極致呢（這將帶來嚴重的費用及其它問題）？還是尋求其他可以行之久遠的解決途徑？

在處理此事時，朝廷矛盾重重，也經過了一個曲折的過程。

乾隆四年六月，安徽巡撫孫國璽即曾“批飭預期報旱之懷寧等縣愚民，及審究鬨堂求賑之蕪湖縣劣衿等”。得旨：覽奏，朕懷誠慰。汝所辦理，亦覺得中，可嘉之至。

八月癸卯，禁刁民斂錢告賑傳單脅官惡習，諭曰：

朕即位以來，偶遇水旱災傷，真視為己飢己溺，百計經營。散賑蠲租，動輒數十百萬，此薄海內外所共知者。無奈外省官員多言，屢賑之後，民情漸驕，言念及此，殊可痛恨，即如今年江南地方，初夏未雨，即紛紛具呈告賑。是不以賑為拯災恤困之舉，而以賑為博施濟眾之事矣。

更有一種刁民，非農非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