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一直逼得他有了現在的成就。……我站在老友的地位上，對於他現在的成就並不滿意。他為了生活而寫武俠，而我認為這於他並不合。他的文章常常有一些幽默的氣氛，並且蘊蓄著熱，這在武俠小說裡不好施展的。他對於現實生活看得很真切，寫浪漫氣息的故事未免舍其所長。如今《話柄》出版了，這冊書表現著他的作風本來面目。我們從這冊書，應該認識他不是一個武俠小說的作家！”白羽十分讚賞這篇序。（順便提及：八十年代初，吳雲心為白羽武俠小說作序，仍對白羽寫武俠惋惜。八十年代末，筆者拜謁吳老時，他對武俠小說的評價有所變化，他說：“卑視武俠，是我們二三十年代那批文人的傳統觀念，至今仍發揮作用。”）

郭雲岫（當時署名葉冷）在《白羽及其書》中寫道：“白羽討厭賣文，賣錢的文章毀滅了他的創作的愛好。白羽不窮到極點，不肯寫稿。白羽的短篇創作是很有力的，饒幽默意，而刺激力很大，有時似一枚蘸了麻藥的針，刺得你麻癢癢的痛，而他的文中又隱然含著鮮血，表面上卻蒙著一層冰。可是造化弄人，不教他作他願作的文藝創作，反而逼迫他自撾其面，以傳奇的武俠故事出名，這一點，使他引以為辱，又引以為痛。但他的文字究竟夠上水平線的。他的名作《十二金錢鏢》雖是投時諧俗之作，自認為開倒車，但這部書到底與其它武俠故事不同：第一，他借徑於大仲馬，描寫人物很活，所設故事亦極近人情，書中的英雄也都是人，而非‘超人’，好比在讀者面前展開了一幅‘壯美的圖畫’；但非神話。第二，他借徑於（西班牙）席文蒂思（宮注：今譯塞萬提斯，其名著《唐吉訶德》），作武俠傳奇而奚落俠客行徑，有如陸嗣清的‘行俠受窘’，柳葉青的‘比武招親’，一塵道人的‘捉採花賊’，都是一種深刻的諷嘲。以及他另一部名著《偷拳》，寫出訪師學藝的一個少年楊露蟬，投師訪藝，一遇秘惜絕技的太極陳，再遇收徒騙財的大杆子徐，三遇糾徒作奸的地堂曾，四遇‘得遇異人傳授’的大騙手宗勝蓀，幾乎受了連累，這全是有意義的描寫。看了他的書的少年，不致被武俠故事迷惑得‘入山學道’了吧。所以他的故事外形盡舊，而作者的態度、思想、文學技術，都是清新的、健全的。至少可說他的武俠三部作（宮注：當時白羽自擬“三部作”，至1946年，作者始改稱“錢鏢四部稿”。）是無毒的傳奇，無害的人間英雄畫；而不是誨淫、誨盜、誨人練劍練拳擋槍炮。我以為他的書恰可與英國的傳奇作家斯蒂芬蓀相比。他的書能夠沸起讀者的少年血，無形中給你一些生活力和一些勇、一些熱。”（以上二文均刊於《話柄》）

六十年前，文藝評論已重視“寫實”、“教化”之作用（相當於今日文藝理論之“現實主義”、“思想性”）。北京《晨報》編輯、文藝評論家張騰霄在1940年著文從這兩方面評論了白羽作品。張大概也是新文學工作者，他首先批判了神仙故事和鴛鴦蝴蝶派小說，然後說：“白羽著述的優點很多，最大的一點就是切合人生，信意寫出，信意讀來，彷彿真有其人，實有其事的一樣。而筆法的生動、敘述的流暢，還是小事。……白羽自然也是受到近世寫實派的影響。”張騰霄在講到“教化作用”時寫道：“在《爭雄記》的前幾回中，已把袁振武的剛毅果敢的個性、忍辱學技的決心，表現無遺；後來袁振武獲得絕藝，實非偶然。這正是中國的民族因循敷衍、不肯刻苦努力而妄冀成功的僥倖心理的對症良藥。書中描寫飛豹子出走尋師、蓄意營救鷹爪王，是何等真切有味而生動。鷹爪王的夫人及其內姐魯老姑太的肝膽照人，和武林朋友那種勇於赴救的精神，也正是鍛鍊中國國魂的絕好榜樣。比較一般武俠小說的誨盜滋亂，實在是不可同日而語了。”評論家接著說：“一般人常說，為藝術而藝術，所以反對有訓誨性的著作。但是為吃飯而吃飯的理由，終究不夠理由。吃飯還有它的本來的功用。藝術既是文化的產物，而所謂文化者，當然是重在教化。無教化作用之藝術，究竟不成其為藝術了。白羽的武俠小說固然是為藝術而藝術，但教化之功用，仍然是不可抹殺。”（原載1940年版《武林爭雄記》）在九十年代來看，這段教化作用的文藝理論仍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墨嬰在1940年著文，從通俗文學與文學創作（注：即現代“純文學”之意）的關係、白羽文筆特徵、思想內容等方面作了評述，文章首先論述了體裁問題，他說：“白羽小說託體章回，從體裁上看是通俗小說；這在作者，也有創作的自覺。他在自序上很謙虛的說：‘武俠之作終落下乘，章回舊體實羞創作。’但是，文學的評價究不能拘於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