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列強國家在亞洲的所謂力量均勢。英國的利己政策使它在對待中國出兵緬甸問題上躊躇不決、出爾反爾，不敢正面否認中國出兵的重要性，只是強調時機未到，不同意中國軍隊先行入緬。直到去年2月仰光告急，我們遠征軍才開始陸續入緬。第5軍先遣師第200師一部於3月8日到達同古時，該軍主力尚在滇緬路運輸途中，炮兵及戰車部隊亦正從昆明向緬境趕運中。而當天日軍第33師團已攻佔仰光。遠征軍還未能迅速集中優勢兵力於戰場，就面對從勃固北進的強敵，以致作戰一開始就陷於被動。以後兵力逐次投入使用，無法發揮全力，從而影響整個戰役。”

“這一點是我們大家都公認的。英國人在這方面做的的確不怎麼樣。”鄭將軍說道。

“他們本來就是想利用我們，根本就是不拿我們當盟友看待。”廖師長說。

“第二，聯軍缺乏協同，致貽誤戰機。遠征軍入緬之初受英軍總司令胡敦指揮，但聯軍對緬境作戰並無完整計劃，亦無明確目的，僅有地境劃分與部署的建議：將緬甸大部正面劃給遠征軍，英軍則集中在伊洛瓦底江地區，以印度為後方（便於在戰況不利時向印度境內轉移），而以第5軍在仰曼路方面掩護其撤退。在聯軍協同聯絡方面，英國人為便於其單方行動的方便，一再拒絕我們要求派遣聯絡員到英軍師、旅的要求。在作戰程序中，英軍不顧第5軍右側的安全，節節敗退，甚至放棄阿蘭謬，向仁安羌轉進的重要行動亦不通知第5軍。為了右側翼的安全，我們遠征軍被迫放棄曼德勒會戰，坐失擊破當面日軍的良機。”

“我早就說過，英國人不可靠，結果大家也是看到了，他們在倭國人面前根本就是一觸即潰，連一點軍人的樣子都沒有。”廖師長說。

“的確是這樣。他們自己擅自放棄陣地撤退，從來就連招呼都不打，簡直就是自私到了極點。”蔣上尉也說道。

“第三，聯軍指揮系統紊亂，層次多，不統一，影響全面作戰。中國遠征軍初受英軍司令胡敦、後改亞歷山大指揮，他們都未實施其統一指揮責任。遠征軍長官部成立後，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全權指揮在緬遠征軍。1942年4月蔣介石第二次赴緬督戰時，對在緬將領明確宣佈了五個指揮關係。其中三個是：對英一切問題，由史迪威接頭。此外，軍事委員會選派駐滇參謀團入緬就近協調作戰。名謂協調，實際亦參與指揮。此種指揮系統，層次繁多，指揮失靈。在保衛緬甸的大前提下，中、英各方均對緬甸的戰事有各自的戰略目的：英方以保衛緬甸為次，以利用我們遠征軍掩護其撤入印境為主；我們則既要協同英軍擊退入緬敵人，又要儘可能減少傷亡，儲存部隊，所以，校長在戰略上著重嚴密防守、部隊縱深配置，也不是積極協助英方。這樣，在全役作戰過程中中、英兩軍各自行動，情況通報失時，史迪威與參謀團並未起到協調中、英兩方的作用。在指揮層次本已複雜的情況下，國內還不時親自遙控指揮，迭次電、函指示駐滇參謀團。參謀團負調協責任，但亦參與直接指揮，造成前線指揮員無所適從。如4月24日，第200師將攻克東枝時，遠征軍長官部電令第5軍攻克東枝後，即返曼德勒，準備會戰。同時，駐臘戍參謀團又電令第5軍督率所部於攻克東枝後，繼向雷列姆北進之敵尾擊。兩電相左。經向雙方請示，最終還是由校長出面授意，命長官部採取折中辦法，令第200師繼向雷列姆，令軍主力返回曼德勒，同時令參謀團指示按長官部命令列事，以維持雙方的面子。這種指揮方式既難適應作戰需要，又復造成兵力分散，且又枉費寶貴時間，哪裡能不影響作戰呢？”

“拿破崙講過兩個出色的指揮官不如一個平庸的指揮官，就是說的這個道理。”廖師長說道。

“令出多門，讓我們無所適從。誰都有權力管，到頭來誰都沒有辦法管。我簡直不知道這是誰想出來的辦法，搞得這樣一個指揮系統，像一個怪物一樣。”孫師長說道。

“有些話，我們大家心裡明白就行了，就不用說出來了。”鄭將軍說道。

“對，有些話，大家明白就行了。”蔣上尉也說道。他何嘗不明白，大家指的是誰。

“第四，作戰指導失誤，忽視翼側、後方安全，影響全域性。緬甸東境本已完全暴露在侵佔泰、越日軍的威脅之下，而且此地地形複雜，僅有壘（壘固）、臘（臘戍）公路貫通縱深。整個東境原先僅有1個軍的兵力。該軍既要拒止泰方來攻之敵，又要扼守壘固要點、配合正面作戰，顯然力不勝任。如此部署，使我們遠征軍的左翼十分薄弱。當正面放棄曼德勒會戰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