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全軍範圍來說，應當以學習蘇聯的軍事技術和合同戰術為重點，對於蘇軍的戰役、戰術，應當從我軍的現實情況出發，在以我軍經驗為主的基礎上加以學習和參考”。

彭德懷回到北京，對這篇講話記錄加以斟酌修改，於4月24日送給毛澤東，並附信說：“這次我在南京著重瞭解了軍事學院的情況，同他們的教職學員分別座談了3天，感到該院在教學工作中教條主義傾向相當嚴重。因為這個學院是訓練我軍高階幹部的學校，對於全軍的學校和部隊影響很大，所以我特別向該院黨委講了一次話，著重提出該院應當展開反教條主義的工作”。毛澤東在25日批覆：“退彭。此件已閱，同意。”

彭德懷還把這篇講話稿送給了鄧小平，鄧閱後轉送周恩來。後來對這篇講話，他又稍加整理（把其中“工作是有成績的”改為“成績是顯著的”）　，作為《視察南京軍區工作向黨中央和軍委的彙報》中的一個部分，分送中央政治局和軍委。儘管彭德懷這次講話慎之又慎，後來事實證明，學院有的領導幹部並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這一點，在軍事學院的《關於深入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決定》中表現得很清楚。這個決定是在他講話後的第4天，即3月6日，學院黨委召開的擴大會議上，經過6天熱烈討論作出來的。決定中對於學院的工作成績寫的是：“會議認為學院成立以來的工作成績是基本的、主要的”，而沒有采用彭德懷所講的　“工作是有成績的”或“成績是顯著的”寫法。對於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決定》中也僅僅是寫作“教條主義傾向”，而沒有同意“教條主義相當嚴重”的提法。彭德懷看後，沒有不滿的表示，用肯定的語氣批覆道：“你們關於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決定很好，同意你們這個決定，望按照決定的精神貫徹執行。”又叮囑，在執行中“應堅決執行和風細雨的精神，以便達到真正提高認識和改進教學工作的目的”。“要反覆向群眾講清楚，不要追究責任，追究責任就會更不好。同時教條主義現象，不但是在學院教學工作中存在，而且是在全軍許多工作中存在。如果要論責任，軍委的責任更大”。

彭德懷對於軍事學院的某些幹部一時思想不通，以及北京有的幹部說他的講話是錯誤的，當時他都未予理會，認為把那些不顧實際情況照抄照搬的教條主義傾向反掉，他最終是會被人理解的。

1958年5月至7月的軍委擴大會議，是軍內聞名的反教條主義會議。會議的主持人是彭德懷，會後30多年來，對於他在會議中的態度和作用，有著各種不同的，甚至互相對立的評論。他在這一歷史公案裡，成為一個“有爭議”的人物。

這次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是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的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領導人參加的會議上提出來的。當時毛澤東倡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各地區、各部門爭相提出躍進計劃。中央用地方來鞭策軍隊，說是軍隊落後了，應當趕快跟上來。正式“建議軍委召集一次擴大會議，用整風方式，討論軍事建設中的重要問題，統一認識，提高覺悟，並在這個基礎上使各項工作得以貫徹”。

根據中央這個建議，彭德懷打電話給北京的黃克誠，黃立即召集各總部首長開聯席會議，傳達中央的精神，並著手準備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的工作。

這次擴大會，從5月27日正式開幕，到7月22日結束，共開57天。會議的規模和討論的重點，都明顯分為兩個階段，彭德懷在會議中的態度和作用，也明顯表現為兩種情況。

5月27日到6月9日這個階段，參加的人數較少，沒有貼大字報，會議的內容也沒有集中到反對教條主義問題上。當時彭德懷的態度主要是：一方面站在會議主持人的立場，想方設法把與會人員發動起來，大膽發表意見，揭露矛盾，大爭大辯，統一思想；另一方面又從軍委工作領導人的角度，把自己當作整風主要物件，帶頭進行檢查，暴露思想，“引火燒身”。他雖然在發言和插話裡，也多次提到反對教條主義的問題，但並沒有把反教條主義作為大會的中心議題。

關於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彭德懷在成都會議期間曾經同周恩來交換過意見，原是想解決別的問題，並沒有準備把反教條主義拿到軍委擴大會議上來。他在5月24日的預備會議上也是這樣佈置的，他說：“我們是人民的軍隊，過去的任務是打破國民黨的國家機構，現在要保衛人民的國家機構，這就要解決人民軍隊的三大問題：一是建軍原則，包括黨的領導，軍民關係，軍隊內部關係等問題。二是建軍方針，原先的方針是現代化、正規化，後來主席提出建設優良的現代化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