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父相信“中學為體”，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學為用”呢？這一點我說不清楚。反正當時社會上都認為，學點洋玩意兒是能夠升官發財的。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崇洋”，“媚外”則不見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顯然的。

大概是1926年，我在正誼中學畢了業，考入設在北園白鶴莊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文科去唸書。這裡的教員可謂極一時之選。國文教員王崑玉先生，英文教員尤桐先生、劉先生和楊先生，數學教員王先生，史地教員祁蘊璞先生，倫理學教員鞠思敏先生（正誼中學校長），倫理學教員完顏祥卿先生（一中校長），還有教經書的“大清國”先生（因為諢名太響亮，真名忘記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兩位先生教《書經》、《易經》、《詩經》，上課從不帶課本，五經四書連注都能背誦如流。這些教員全是佼佼者。再加上學校環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書再好不過的地方。

我有意識地認真用功，是從這裡開始的。我是一個很容易受環境支配的人。在小學和初中時，成績不能算壞，總在班上前幾名，但從來沒有考過甲等第一。我毫不在意，照樣釣魚、摸蝦。到了高中，國文作文無意中受到了王崑玉先生的表揚，英文是全班第一。其他課程考個高分並不難，只需稍稍一背，就能應付裕如。結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個甲等第一，平均分數超過95分，是全校唯一的一個學生。當時山大校長兼山東教育廳長前清狀元王壽彭，親筆寫了一副對聯和一個扇面獎給我。這樣被別人一指，我的虛榮心就被抬起來了。從此認真注意考試名次，再不掉以輕心。結果兩年之內，四次期考，我考了四個甲等第一，威名大震。

在這一段時間內，外界並不安寧。軍閥混戰，雞犬不寧。直奉戰爭、直皖戰爭，時局瞬息萬變，“你方唱罷我登場”。有一年山大祭孔，我們高中學生受命參加。我第一次見到當時的奉系山東土匪督軍——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錢和多少姨太太的張宗昌，他穿著長袍、馬褂，匍匐在地，行叩頭大禮。此情此景。至今猶在眼前。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我的心是一面鏡子（4）

到了1928年，蔣介石假“革命”之名，打著孫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股新力量，從廣東北伐，有共產黨的協助，以雷霆萬鈞之力，一路掃蕩，宛如勁風捲殘雲，大軍佔領了濟南。此時，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想趁火打劫，出兵濟南，釀成了有名的“濟南慘案”。高中關了門。

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的心鏡中照出來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維新的教育再加上軍閥混戰。

日寇佔領了濟南，國民黨軍隊撤走。學校都不能開學。我過了一年臨時亡國奴生活。

此時日軍當然是全濟南至高無上的唯一的統治者。同一切非正義的統治者一樣，他們色厲內荏，十分害怕中國老百姓，簡直害怕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天天如臨大敵，常常搞一些突然襲擊，到居民家裡去搜查。我們一聽到日軍到附近某地來搜查了，家裡就像開了鍋。有人主張關上大門，有人堅決反對。前者說，不關門，日本兵會說：“你怎麼這樣大膽呀！竟敢雙門大開！”於是捅上一刀。後者則說，關門，日本兵會說：“你們一定有見不得人的勾當；不然的話，皇軍駕到，你們應該開門恭迎嘛！”於是捅上一刀。結果是，一會兒開門，一會兒又關上，如坐針氈，又如熱鍋上的螞蟻。此情此景，非親身經歷者，是決不能理解的。

我還有一段個人經歷。我無學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國學生，在山東焚燒日貨的“罪魁禍首”就是學生。我於是剃光了腦袋，偽裝是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東門大街上，迎面來了一群日軍，檢查過往行人。我知道，此時萬不能逃跑，一定要鎮定，否則刀槍無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個日兵搜我的全身，發現我腰裡扎的是一條皮帶。他如獲至寶，發出獰笑，說道：“你的，狡猾的大大的。你不是學徒，你是學生。學徒的，是不扎皮帶的！”我當頭捱了一棒，幸虧還沒有全昏過去，我向他解釋：現在小徒弟們也發了財，有的能扎皮帶了。他堅決不信。正在爭論的時候，另外一個日軍走了過來，大概是比那一個高一級的，聽了那個日軍的話，似乎有點不耐煩，一擺手：“讓他走吧！”我於是死裡逃生，從陰陽界上又轉了回來，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這一年內，我心鏡上照出的是臨時或候補亡國奴的影像。

1929年，日軍撤走，國民黨重進。我在求學的道路上，從此開闢了一個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