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北園高中關了門，新成立了一所山東省濟南高中，是全省唯一的一所高階中學。我沒有考試，就入了學。

校內換了一批國民黨的官員，“黨”氣頗濃，令人生厭。但是總的精神面貌卻是煥然一新。最明顯不過的是國文課。“大清國”沒有了，經書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話。國文教員大多是當時頗為著名的新文學家。我的第一個國文教員是胡也頻烈士。他很少講正課，每一堂都是宣傳“現代文藝”，亦名“普羅文學”，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學。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為興奮，公然在宿舍門外擺上桌子，號召大家參加“現代文藝研究會”。還準備出刊物，我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現代文藝的使命》，裡面生吞活剝抄了一些從日文譯過來的所謂*主義文藝理論的文句。譯文像天書，估計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滿了革命義憤和口號的文章，卻堂而皇之地寫成了。文章還沒有來得及刊出，國民黨通緝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後被國民黨殺害。我的革命夢像肥皂泡似的破滅了，從此再也沒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

我的心是一面鏡子（5）

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他算是魯迅的小友，北京大學畢業，翻譯了一本《爭自由的波浪》，有魯迅寫的序。不知道怎樣一來，我寫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他發現了我的寫作“天才”，認為是全班、全校之冠。我有點飄飄然，是很自然的。到現在，在60年漫長的過程中，不管我搞什麼樣的研究工作。寫散文的筆從來沒有放下過。寫得好壞，姑且不論。對我自己來說，文章能抒發我的感情，表露我的喜悅，緩解我的憤怒，激勵我的志向。這樣的好處已經算不少了。我永遠懷念我這位尊敬的老師！

在這一年裡，我的心鏡照出來的彷彿是我的新生。

1930年夏天，我們高中一級的學生畢了業。幾十個舉子聯合“進京趕考”。當時北平的大學五花八門，國立、私立、教會立，紛然雜陳。水平極端參差不齊，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樣，是北大與清華，兩個“國立”大學。因此，全國所有的趕考的舉子沒有不報考這兩所大學的。這兩所大學就彷彿變成了龍門，門檻高得可怕。往往幾十人中錄取一個。被錄取的金榜題名，鯉魚變成了龍。我來投考的那一年，有一個山東老鄉，已經報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孫山。這一年又同我們報考，也就是第六次，結果仍然榜上無名。他神經失常，一個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帶漫遊了7天，才清醒過來。他從此斷了大學夢，回到了山東老家，後不知所終。

我當然也報了北大與清華。同別的高中同學不同的是，我只報這兩個學校，彷彿極有信心——其實我當時並沒有考慮這樣多，幾乎是本能地這樣幹了——別的同學則報很多大學，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報到七八所之多。我一輩子考試的次數成百成千，從小學一直考到獲得最高學位，但我考試的運氣好，從來沒有失敗過。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華我都被錄取，一時成了人們羨慕的物件。

但是，北大和清華，對我來說，卻成了魚與熊掌。何去何從？一時成了撓頭的問題。我左考慮，右考慮，總難以下這一步棋。當時“留學熱”不亞於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從留學這個角度來考慮，清華似乎有一日之長。至少當時人們都是這樣看的。“吾從眾”，終於決定了清華，入的是西洋文學系（後改名為外國語文系）。

在舊中國，清華西洋文學系名震神州。主要原因是教授幾乎全是外國人，講課當然用外國話，中國教授也多用外語（實際上就是英語）授課。這一點就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夷考其實，外國教授幾乎全部不學無術，在他們本國恐怕連中學都教不上。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課中，沒有哪一門課我感到滿意。反而是我旁聽和選修的兩門課，令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益。旁聽的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選修的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就是美學。在本系中國教授中，葉公超先生教我們大一英文。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時故意不修邊幅，好像要學習竹林七賢，給我沒有留下好印象。吳宓先生的兩門課“中西詩之比較”和“英國浪漫詩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我還旁聽了或偷聽了很多外系的課。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謝婉瑩（冰心）、鄭振鐸等先生的課，我都聽過，時間長短不等。在這種旁聽活動中，我有成功，也有失敗。最失敗的一次，是同許多男同學，被冰心先生婉言趕出了課堂。最成功的是旁聽西諦先生的課。西諦先生豁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