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業是摩納哥的支柱型經濟，公國的旗幟上有紅白相間的菱形，宛如紙牌，不知是巧合否。

我們攝製組曾被允許進入CASINO

的底層進行拍攝。當時是上午十點左

右，兩名工人正在一名經理的監督下，把一個個老虎機裡的塑膠筒搬出來，把裡面裝得滿滿的硬幣，嘩嘩地倒入一個大口袋。想到幾個賭客前一夜因為在老虎機上賺了幾千法郎而驚喜狂呼，比比賭場的收入真是小巫見大巫。我這才具體地明白了賭場老闆才是不輸的贏家。那監工的經理看到我們的攝像機拍到收錢的“盛況”，頗有些不悅，走過來向陪同我們的公關經理耳語幾句，只見公關經理大驚失色，忙不迭地的向我們申明：這樣的鏡頭千萬不能播出。求我們當場消磁，否則他的飯碗就沒了。看到西服筆挺的他，剛才一直矜持得像個紳士，這下驚慌失措，一臉虛汗，倒讓我們著實可憐起他來。

反正這些鏡頭價值並不大，消就消吧。臨走，這位經理拉著我們的手，千恩萬謝。此時，CASINO外的角逐也正如火如荼。悉尼、曼徹斯特、柏林、伊斯坦布林各申辦城市代表團紛紛抵達蒙特卡羅。國際奧委會高階官員下榻於王子飯店。於是，這家飯店外的廣場便成為各家必爭之地，經常有各種表演活動在那裡進行。北京代表團有一支隨行的由中學生組成的女子合唱團。她們曾獲得過國際童聲合唱大獎。這些清清秀秀的女孩子，穿著整潔漂亮的學生裝，非常乖巧可愛，引得路人嘖嘖稱道。相比之下，悉尼的公關隊伍聲勢更為浩大，也更不拘泥於形式。那是上百個身著宣傳T恤衫的成年人，揮揚著鮮豔的氣球，散落於大街小巷。見了行人就熱情送上一頂棒球帽，或替人家別上一枚紀念章，熱情洋溢地囑託一句：“悉尼是個陽光燦爛的城市，奧運會應該在我們那兒辦。”就連會議中心附近的海鮮餐館也被他們說動，掛上了無數悉尼的旗幟。這樣鋪天蓋地似的熱情，是很難讓人不感動的。相比之下，我們靠幾個孩子的攻勢就顯得單薄了一些。於是北京代表團裡就有呼聲說：“我們不是也帶了幾屋子的禮品嗎？也該上街去發呀！”據說另一種意見佔了上風：“這些禮品是等申辦成功了才發的，現在發光了，到時怎麼辦？”

——哎，怎麼這麼死腦筋。真要是勝利了，什麼都不發又怎麼樣，關鍵是現在的公關形象呀！

我們後來陸陸續續地散發了一些禮品。比如T恤衫、揹包什麼的。但是有一位英國攝影記者對我們的攝像師說：“還記得你送給我的印有北京和五環標誌的揹包嗎？我不想使您難堪，但是那個包沒用兩天就開線了。如果你們用它來裝分量重的鏡頭一類，一定要小心，別砸壞了裝置。”瞧人家一本正經地給我們善意的提醒，真誠地反映“質量問題”，我們這些中國記者的心裡可不是滋味。

臨近投票的日子，各城市的攻勢猛增。各國世界級的體育明星紛紛出現在蒙特卡羅的公共場所，簽名留念，為自己國家的代表團站腳助威。我去採訪中國隨團的十幾位世界冠軍，他們卻在下榻的飯店裡待命，我一邊採訪，心中一邊不安起來：把這麼多世界冠軍請到蒙特卡羅，難道就是為了在飯店裡顯顯國威嗎？

在投票儀式的彩排中，我們才見到了北京的電視宣傳片。恕我直言，那個片子只是在重複幾個固有的視覺形象：打太極拳的老人和手捧鮮花的孩子。既沒有悉尼的宣傳片那麼有衝擊性，也沒有曼徹斯特的那樣追求藝術效果。只見老人慢慢地推掌，孩子們在天壇前揮動著鮮花。這就是北京嗎？這就是體育嗎？據說奧申辦的幾位主要領導看過這個片子後都一言不發：已經到了這時候，說什麼也晚了。

就這樣，初來蒙特卡羅的躊躇滿志、志在必得的樂觀信心，被一點點地消蝕：我們還缺乏國際社會的公關經驗，已是大家預設的事實。我們不會像悉尼市長那樣在記者招待會上大送香檳，以示熱誠；也沒有像土耳其的女總理那樣來一招侃侃而談的溫柔戰術。

就在這時，悉尼丟擲殺手鐧，宣佈將承擔所有運動員家屬的旅行費用，而一些外國報紙批評北京為爭辦奧運搞了大量人海戰術，沒有把更多精力放在具體的環境改善上。這本來是一個不難反駁的話題，可就在這時，國內傳來十萬人上長城的“壯舉”，並且傳聞要花鉅額衛星轉播費，把這一“盛況”傳送給遠在蒙特卡羅的國際奧委會成員們。我們不禁暗暗叫苦，心想：“別添亂了，這兒不興這一套。”

投票的日子終於到了，宋世雄老師和我負責向國內的觀眾直播投票實況。說實話，每個人心裡都沒有底。

終於，委員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