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也許在1953年公佈憲法後的“反應”報道中最為明顯：全國各地都是“人加報紙學憲法”的場面。他還補充說，不僅各項政治運動的攝影報道如此，就是日常報道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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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照不宣

到1957年3月，有關“組織加工”與“擺佈”問題的書面爭論還在進行之中，在一步步的討論過程中，逐步擺脫了就新聞攝影談論新聞攝影，及那些操作層面上的事情，漸次涉及到新聞攝影的特徵、功能及方向等問題。

一部分討論者認同新聞攝影作品必須堅持文獻性、紀實性與藝術性的統一；與此同時，有關新聞攝影的“思想性”與“教育作用”，亦即新聞攝影的功能問題被著重提了出來。

盛繼潤在《試談“組織加工”》一文中提出：

一張成功的新聞圖片，不僅能夠反映現實，而且能夠表達作者的思想，影響著讀者的感情，它的任務也不僅是再現現實生活的真實，更主要的還是透過它自己特有的造型形式，用社會主義精神去鼓舞和教育人民，從而成為一種反映與認識我們周圍現實的有效藝術手段。

與單純強調文獻性、紀實性或藝術性相比，盛把問題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把“成功的新聞照片”的標準提到了一般攝影者難以企及的高度，並增加了意識形態色彩——社會主義精神。

這一年多的討論實際效果如何呢？柯善文透露，記者們碰在一起時，誰都不願正面談起反對或贊成“組織加工”的話題，但是彼此心照不宣。①

作為新聞攝影的一種手段，盛又承認：

事實上，不管“組織加工”問題討論如何熱烈，反對“組織加工”的呼聲如何響亮，而在我們的記者中，差不多都是懷著各自的“秘密”在從事工作。所謂“秘密”就是“組織加工”。其所以成為“秘密”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目前對這個問題還沒有作出結論，“組織加工”的方法還被認為是非法的、不光彩的手段。因而，儘可以彼此“心照不宣”而終不願公諸桌面。

面對彼此“心照不宣”這樣一種現實，盛舉出“組織加工”的大旗，呼籲道：

“我們為什麼還不敢果斷地去承認它”，讓“組織加工”合法化，從而把各自的“秘密”攤開來呢？

至於盛本人在“組織加工”方面的作為，同事姜國憲有這樣的描述：

有許多生動自然、藝術性較高的照片，就是經過組織加工拍攝的，例如，盛繼潤同志拍的“又長高啦”、“推土機群”、“活躍在酒泉盆地上的女勘探隊員”等三張圖片，就是參加第一次攝影藝術展覽會的佳作，其中“又長高啦”一張，還在國際上獲得好評，這能說“組織加工”拍不出好照片嗎？

不過，縱然是“心照不宣”，大家也有不好意思提出組織加工的時候。那件事情發生在1957年上半年，也就是有關“組織加工”與“擺佈”問題爭論最激烈的時候，之前，一位組織擺佈的北京記者因擺佈受到了處分。

河北分社攝影記者盛果講到了自己採訪中的一次經歷，就覺得當時沒有組織一下，“照片拍得太可惜了”。

我在饒陽縣五公村拍攝耿長鎖農業社第一次使用拖拉機開始春耕，打破地界。有兩戶農民在過去因為爭地界鬧得兩家打官司不說話，參加了合作社以後，他們在一個生產隊裡下地勞動，處得很和睦，當拖拉機第一次在地裡春耕時，他們兩家就跑到地裡去刨地界，耿長鎖也跟在後面。

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很有說服力的新聞了！於是，就有很多記者也跟著來到這裡，當時有《人民日報》的記者、中央新聞記錄電影製片廠的記者、新華社的記者、《河北日報》的記者、廣播電臺的記者，還有北京的作家們，大家的共同願望是：能拍出一張吸引讀者的好照片。

等著拖拉機在地上飛馳著的時候，這兩位農民即開始刨界石，耿長鎖也站在身旁，由於光線不對頭，看樣子大家都有些著急。本來是可以建議他們或適當地組織一下的，可是由於人多，大家誰也不好意思提出來，原先我還聯想到這次有拍電影的，在組織畫面上一定可以跟著沾點光。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拍電影的同志這次也不去進行組織了！

據瞭解，因為在北京有位記者因組織拍攝沈鈞儒老先生選舉投票的鏡頭受到了處分，於是大家都注意了這一點，誰也不願出頭。

當然重視是應該的，可是不應該因此而把那些合理進行組織加工或擺佈的場面，形成自然主義的拍攝方式。

不止一位參與討論者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