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照不宣”一語，來描述當時熱烈的討論場面與實際工作過程中操作時的反差。但，只是在討論的後期，這一用語才開始出現。柯善文更是表明了“自己就曾在反對‘組織加工’理論的高壓下，口服心服地向這一派創論者投了誠的”。但最終又“叛變”了。

顯然，再爭辯下去，還會有更多人的情緒會受到影響。

在某些時候，“擺佈”，或者“組織加工”一下，被認為是積極主動參與工作、懂得人情世故、符合傳統的倫理價值的做法。一些反對這樣做的人，顯然是在挑戰這一價值。在中國傳統倫理規則裡面，報喜不報憂，助人為樂，被看作美德。而這些美德又多存在於相當一部分來自工農階層的攝影記者中，他們帶著為新社會積極工作的喜悅之情，投身到自己的工作中來。在多數時候，他們以自己善良的行為方式在工作中與採訪物件打成一片，而不是作為社會公眾陌生的冷靜客觀的旁觀者——“新聞攝影記者”，以職業狀態投入工作。顯然他們中的一些人不能理解，自己積極主動的工作態度，為何會受到一些人的反對呢？

毛澤東特例（1）

這是一次讓同行們羨慕不已的“組織”行為。多年來，幾乎所有看到這張照片的人都會報以會心的微笑。聽到這個故事的同事，也會對攝影記者的行為讚賞有加，來自攝影記者供職機構的官方評價也很高。

1957年5月15日至25日，“紮根農村的青年典型”徐建春來到北京，參加中國新*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徐建春來自山東，1950年，高小畢業回到家鄉後，這個當時只有15歲的小姑娘，被推選為互助組組長，領導大家搞生產。以後，她又成了初級社社長，管理過高階社和人民公社，當過勞模。作為紮根農村的青年典型，徐建春的事蹟在當時被廣為宣傳。《中國青年報》指派採訪這次會議的攝影記者洪克也同樣來自山東，他原是《山東青年報》的一員，先前與徐建春就很熟悉。得知毛主席要接見徐建春等代表後，洪克找到他們，商量好拍照時要見機行事，配合一下，這樣才能拍出好照片，為此，他們甚至一起商量了許久。

在休息室，當毛主席習慣性地掏出煙放在桌子上時，洪克使了個眼色，坐在主席身旁的徐建春立即心領神會，拿起放在桌子上的火柴，在大家的笑聲中，為毛主席點了煙。毛主席他老人家也非常高興，把頭伸了過來。

新華社攝影記者鄭小箴也在現場，她與洪克並排站立，所拍到的畫面幾乎與洪克拍的那張一模一樣。當年，新華社“中央新聞組2、3、4、5月份好圖片介紹”是這樣評價鄭小箴這張照片的：

這張毛主席和青年在一起的照片是記者在休息室拍的，它反映了毛主席和青年們那種融洽、親密的關係，也反映了青年們對毛主席的尊敬和愛戴。照片上雖然只是近十個青年，但卻是全國青年和毛主席之間的關係的縮影。

畫面上徐建春正在為毛主席的香菸點火，給人以極親切的感覺。青年們把毛主席看作偉大的領袖和導師，也把毛主席看作我們大家庭裡的長者，照片表現了青年人對領袖的熱愛。

接下來的評語，無意間透露出照片的“組織”方式：

在畫面上，毛主席位於最顯著的中央，青年們在四周。青年們人數雖多，但視線都集中在中間；青年們雖是不同的服裝，不同的民族，但臉上卻充滿了笑容，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出於對“我們大家庭裡的長者”的尊重與愛戴之情，這樣一張“組織”得當的照片，一直被後人喜愛著。在那個年代，這並不是特例。

原新華社記者、毛澤東身邊的攝影師呂厚民曾回憶自己如何說服主席“擺一回姿勢”拍照的經歷。雖然毛澤東拍照很少擺姿勢，這樣經過“策劃”的照片也不多，但這僅有的幾次還是被記錄了下來。

作家李鳴生在《毛澤東的隨行記者》（之二）一書中描述道：

今天我們看到的呂厚民在1961年拍攝的“毛主席在杭州住地閱讀《人民日報》”、“毛澤東在杭州住地”的照片，均是毛澤東“擺”出來的工作照，而非毛澤東的實際生活畫面。但正因為有了毛澤東和呂厚民共同“虛構”的這些“工作照”，才有了毛澤東的這兩幅照片。

書中還記述了20世紀50年代“新聞攝影真實性問題討論”過後，呂厚民是如何“設計”“毛澤東看世界地圖”這張照片的。

1961年廬山會議期間，呂拍攝了一些毛澤東在會上、山上與人談話，或散步的照片，但還是覺得“不夠”、“不過癮”。後經觀察，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