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的？又是如何改變諸多參與人命運的？最終諸多參與人又是如何變成“馴服的工具的”？為何縱是在半個世紀以後，其話題還是經久不息？甚至爭辯更為激烈。其間，有無更為深層的結構性緣由呢？

從延安一路走來的革命攝影人，一手提槍，一手提著照相機，帶著天然的道德優越感與革命慣性，與那些包括來自舊上海、被迫接受陌生異質文化、制度的知識攝影人，開始一同為新政權服務。他們的合作與衝突本身，為那一年代的社會上演了一幕幕令人一唱三嘆的悲喜劇，這構成了社會史、影像史的獨特景觀。跳開爭辯雙方的議題，他們是否都受制於更大的，個人乃至新聞攝影人這一群體難以把握的更強邏輯呢？

新聞攝影，這一泊來品，源自西方近代工業文明、制度文明，如何為東方新生政權——這一缺乏影像傳統的社會所利用。照相機，這一革命鬥爭中的宣傳武器，能否自然而然地完成功能轉換，成為部分從業者心目中的新聞報道工具？它的特質是什麼？它的雙刃劍性質，在那一場場政治運動中，是否也會遭遇水土不服的尷尬呢？照相機的使用者，能否駕馭手中的這架機器，抑或被機器使馭呢？

對於激情四溢、摸索前行的攝影人來說，他們的身份定位，將會遭遇哪些難以把握的社會政治暗礁呢？是攝影幹部、無冕之王，還是照相的？自我設定的身份引發哪些衝突呢？這些新聞攝影人是獨立的思考者、記錄者，抑或只是有著不同利益訴求的烏合之眾，或者說僅僅是粉飾現實的照相師傅呢？

日常爭辯中，有關影像基本問題的不同聲音，是如何被上綱上線，瞬間轉化為影像政治議題，而迅速改變參與者命運的？當年的爭辯者，如何難以擺脫時空的規定性，服從於強大的歷史邏輯呢？

在那些或真誠、或言不由衷的辯駁聲中，歷史，特別是影像史——這一近年來被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本來面目到底如何？我們可否探聽到她正常的心跳呢？

在對待外來文化方面，意識形態一邊倒，非黑即白的簡單對立思維方式，是如何影響、主導影像領域的討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影像結盟真的就是那樣牢不可破嗎？哪些人在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向西方敵人含情脈脈呢？他們是先覺者，還是叛逆之徒？

作為逝去年代獨特的影像人類學景觀，它的遺蹟依然遍佈在今天的大地上，並構成今日中國想象的一部分。年鑑學派歷史學家克羅齊嘗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但，今之翻檢舊賬並不是糾纏過去，沉滯其間，而是為了更準確地確定前行的起點。於是，在2006年5月20日午後，我開始坐在書桌邊，梳理當下，瞻顧昨日，叩響這扇歷史之門。

北海公園事件（1）

1956年7月下旬，新華社北京分社攝影記者*帶著自己的孩子及另外一位住在同一大院內文字記者的孩子，一起來到位於市中心的北京北海公園，拍攝出租兒童車的新聞照片。

讓我們蕩起雙槳，

小船兒推開波浪，

海面倒映著美麗的白塔，

四周環繞著綠樹紅牆。

……

那首家喻戶曉的歌曲——《讓我們蕩起雙槳》唱的就是這個昔日皇家園林的詩意情形。當天，*也拍攝了其他遊人租車的場面，但發稿時卻發了一張以這兩個孩子為“模特兒”的照片。

一同去北海公園的除了*的岳母外，還有那位文字記者孩子的姨娘。他們共租用了兩輛童車。拍照時，杜的岳母及那位姨娘沒有進入畫面。

分社領導在簽發*拍攝的照片時，以這樣做無疑是“擺佈”為由，把照片扣了下來。新聞攝影中的“組織加工”與“擺佈”問題，在當時被部分新聞從業人員認為是虛構造假，是記者的道德品質問題，需要一致反對；而另一些人卻不以為然，認為那不過是實際操作中的具體方法而已。

時隔不久，分社的一位女同事在牆報上率先對杜的行為提出批評，認為攝影記者帶著自己的孩子拍照發稿是不對的，並請當事人考慮她的意見。

分社內更大範圍的討論由此展開，並上報了總社。

對1956年的中國新聞攝影界，乃至後來3年的整個攝影界來說，“北海公園事件”的發生、過程及結局甚至構成一個隱喻，並帶有某些匪夷所思的預示性。

起先，杜所在的攝影組對這件事認識一致。分社同事張惠賢記述道：

*同志帶孩子去拍攝出租兒童車，不是屬於虛構，因為兒童車確實是*同志花錢從公園裡租來的，並不是他自己帶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