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1）

書稿放在辦公桌上，一位同事剛瞥上一眼，便迫不及待地對書名提出異議：

“紅旗照相館”，文不對題啊！

對於這本描述1956—1959年間中國攝影領域爭辯、衝突及其遺產的書來說，確定這樣的書名，我的家人也表示出同樣的不解，他們反對的背後隱藏著更為深層的擔憂：這是不是有反諷意味？新聞攝影講求客觀、真實，照相靠的是佈置擺佈，甚至美化；新聞攝影從業者的職業訴求無論如何與照相館工作人員的工作性質不一樣，前者為社會之公器，而後者就是利己的商業活動。二者怎能錯誤地置換呢？

15年前，也就是1993年夏天，當我興致勃勃地來到《中國青年報》攝影部報到時，心中充滿暢想，我要以攝影——這一特殊的語言來關照現實，反映社會。上天入地，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為伊憔悴終不悔。但，漸漸發現報社的一些老報人打招呼時，卻總是喜歡說：

“小夥子，照相組新來的吧！”

開始時，我一頭霧水，明明是報社獨特的核心業務部門——新聞攝影部的一員，與照相館裡的小夥計何干？但是，在瞭解了報社部門的歷史延革後，我不再把一時的不快放在心上。這家創刊於1951年的報紙，今日的“攝影部”，很長一段時間內，作為美術部、總編室下屬部門，正是叫作“照相組”。經歷那一階段的老報人的叫法，不過是習慣使然，並無其他意思。

但很快，更大的困惑出現了。工作半年以後，我身背相機回到家鄉採訪。正趕上年屆六旬，與那些老報人年齡相仿的姑奶奶住在家中。

晚飯過後，姑奶奶關切地問我：“孩子，你在北京幹什麼？”

我不無自豪地回答道：“攝影記者。”

一輩子生活在鄉下、不識字的姑奶奶的語庫中顯然沒有這樣的詞彙，她不解地搖了搖頭。

我轉身回屋掏出包中的照相機，神氣地比劃著，高聲說：“記者！”

姑奶奶若有所思，突然間明白了的樣子：“你是給人照相的！”

我一愣神，這樣的解讀顯然看輕了我神聖的職業，連忙解釋說：“我給窮人照相，上報紙，不收錢。”

那一刻，姑奶奶的關切變做了擔憂：“孩子呀！你不掙錢，靠什麼養活自己啊！”

從業開始遭遇的問題，多年以來，我一直有意無意地迴避著。可無論同事中的前輩們，還是經歷了那一希望與失望並存的年代、生活在社會底層作為最普通農民的我的姑奶奶，相隔千里，他們對我從事職業的叫法，竟然如此不謀而合，這又讓我不得釋懷。但話又說回來，總覺得這終究是個屬於過去年代的舊問題，他們對新聞攝影是不瞭解的。時過境必遷。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對本書描述的那個年代的人與事不但不感興趣，甚至牴觸，那些傳說中的人世百態也讓我反感，鄙而遠之。我有自己的說辭：一個普遍造假成風的舊年月，我幹嘛要去翻檢咀嚼，而耽擱自己前行的步伐。乃至5年前，當我偶然間開始大量接觸這一階段的攝影史料、文獻、檔案時，也沒有考慮到會寫就眼下的這本書。工作以來，我在新聞攝影職業上，甚至攝影志業上，熱眼向洋，冷眼朝土，全身心吸納西方攝影領域的知識、語言，甚至話語邏輯，無心關注中國新聞攝影，或中國攝影自身獨特的話語體系及形成過程，與行事邏輯。

但是，隨著在這一行當浸染越深，卻越來越感受到那種無法擺脫的歷史規定性：20世紀50年代中期激烈爭辯過的問題是如此深刻地影響、規定著今天的行業話題、從業規則甚至人情世故。這些遙遠的爭吵感嘆聲，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越過時空，成為今日仍時時必須面對的主要問題。最初的爭論是那樣的真誠、驚心動魄乃至冷酷無情，其遺產越過新聞攝影行業，成為中國大陸整個攝影界，乃至整個國家影像文化生態的主導部分。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影像的生成及傳播方式，不只是影像史的一部分，甚至與那些文字記述的激情與惶惑一起，構成我們的社會心理與集體記憶。

自序（2）

由於先前的攝影家大都從事了新聞攝影工作，因而發生在這一領域內的爭辯，自然成為那一年代攝影爭辯的主體。

這些問題包括：

發端於“組織加工與擺佈問題”話題的爭論，是如何成為這一階段攝影人的主流話語的？能否擺佈，如何擺佈？這一1956—1959年間，引起整個新聞攝影行業大討論、大爭辯的話題，最終如何在“大躍進”、“反右”等政治運動中釀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