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1）

訪問者張灼祥／香港電臺“開卷樂”節目主持

魏便利／香港電臺中文臺教育組編導

被訪者柏楊／臺灣作家

張香華／柏楊太太，臺灣詩人

文載1987年3月8日香港《信報》

問：雜文中，你對一些不喜歡的人說是晚娘臉，這是否與小時候的遭遇有關？

柏楊：應該有關。小時候都希望得到父母的溫暖，如果父母沉臉，甚至翻了臉，就會覺得害怕，受到傷害。

問：初中時，你因體罰問題與老師爭論，現在年紀大了，經驗也豐富了，是不是還堅持不能體罰孩子？

柏楊：我不但堅持，而且絕對反對。“因為愛你才打你”這句話，有一定程度的道理。但是我們明白，憤怒的時候，便會失去分寸，很容易傷害孩子。孩子是脆弱的，如果到了不得不打的地步，也要小心，也要懂得自制。對於孩子，我覺得不應該體罰，而且也不要騙孩子，不論是什麼方式都不可以。

張香華：我任教的學校是臺灣著名的一所優秀中學，但是有些時候學生的意見和行為，也會令我感到憤怒。可是，我依然不贊成體罰，因為我們要顧慮它的副作用。首先，我們很難控制自己的感情，很容易出錯。而且我們應該要讓學生明白自己的責任，不可傷害他們的自尊心。

問：你的小說風格與魯迅相近，可是結構和技巧不大成熟，往往流於說故事的形式，如果名之為報告文學則可，但若說是優秀小說，則有所保留。你自己有什麼看法？

柏楊：我常常覺得自己的作品很好，可惜沒有人同意。都說我的小說含蓄不足，香華就批評我，說我寫小說時不肯用心，其實我花了很大的心血，也許是能力不足吧。

張香華：我認為他的個性不大適合寫小說。他是熱情和主觀的，想什麼就說什麼。而小說應該是含蓄的，作者應該能入能出，有時候需要冷靜的分析，他的小說過分重使命感。

問：你的小說內容都傾向描繪社會的黑暗面？

柏楊：魯迅也是如此。我覺得自己應該提出這些黑暗的現象。在五十年代，許多臺灣人都是同樣面對這些困難、絕境。我思考為什麼會如此？我不能忘記那個時代、那種生活，所以便寫出來。寫的時候，心情很沉痛。

問：你的雜文常提出人性的黑暗面，較少指出應如何改善，觀點是否過於偏激？

柏楊：如果社會沒有毛病，我要挑也挑不出來。在社會中，不是每個人都會看出同一的毛病，不同的人便有不同的意見。至於指出如何改善，真奇怪了，為什麼不自己思索，而要人指出！

問：但是，偏激的感情容易引起共鳴感，更令人產生錯覺，認為你所說的全都是真理。

柏楊：我認為真理應被允許用充分的感情表達出來，不應該非用冷冰冰的辭句表達不可。真理的判斷不關乎感情，只要是真的，充分感情可令它更合乎情理；如果不是真的，任何學院派的語調也於事無補。

問：可是人性是複雜的，如何能夠界定對錯？

柏楊：人性的複雜與行為的對錯沒有關係，人的一生，就活在不斷地判斷對和錯之中，你必須學習如何判斷對錯，不管你高興不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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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絕對客觀（2）

問：你的文筆很流暢，有人形容為“繞指柔”，是怎樣訓練出來的？

柏楊：這是過分的讚譽，我沒有這份功力。

張香華：以前，我讀他的作品，覺得他應該是寫得很快、很輕鬆。當生活一起以後，才發現他寫作的速度很慢；苦心經營，反覆修改，有時候初稿和修訂稿的日期相差很遠。

問：你因坐牢而妻離友散，但也因此而跟孫觀漢、陳麗真等人成為更好的知己。這對你產生了什麼啟示？

柏楊：災難好比一個過濾器。一坐牢，許多朋友都離去了，因之朋友也不復雜了。孫觀漢先生和陳麗真，是我的恩人，這種傳奇性的義男俠女，可遇而不可求，而我遇上了，這是我的福氣。我不會因曾有朋友害過我，出賣過我，而改變我喜愛朋友的心，也許因為我喜歡讀《水滸傳》，滿腔豪氣，所以要變也變不來。

張香華：他的秘書批評他，交朋友不懂得適可而止，我覺得這句話真好。朋友與朋友之間當然應該互相關心，但是也要講求適當的程度。可惜，他的性格就是如此。

問：歷史應該是以客觀的筆調來記錄。如果過於主觀，便難免偏差、煽情。你覺得《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