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東樹立的一面旗幟，全國農業學習的榜樣，華國鋒也照樣把這個“左”的東西繼承下來了。12月25日，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華國鋒在會上宣稱：這次大會是“深入開展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運動的促進大會，是用毛澤東思想統一我們的認識和行動的大會。”他再一次表示：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偉大理論的又一偉大實踐，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偉大勝利。”他擔心的仍然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所以，他在講話中繼續強調了“三個正確對待”。

華國鋒繼承和堅持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集中體現在“兩個凡是”的提出，並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對此，鄧小平後來評價說，我們黨的歷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領導，是從毛、劉、周、朱這一代開始。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32〕

在解決“四人幫”後不久，華國鋒就在一次講話中表示：“各條戰線都要以毛主席制定的黨的基本路線為指導”，“要保衛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繼續搞好教育革命、文藝革命、衛生革命、科技戰線的革命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扶植社會主義新生事物，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真正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基層。”〔33〕這一系列有關方針和政策的提法，同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說的幾乎沒有什麼區別。

人們現在所知道的“兩個凡是”的提法其實有好幾個大同小異的版本。有人認為，華國鋒對中央宣佈部門負責人的講話第一次提出了“兩個凡是”。但是，于光遠表示，“兩個凡是”最早在什麼時候提出，他不知道。他認為最早公開宣佈“兩個凡是”的人應該是吳德。1976年11月30日，吳德在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了“兩個凡是”。

不過，于光遠認為，按照通常的做法，在黨外講這麼重要的觀點，在黨內會有一個過程。因此，在這之前某一次中央的小型會議上應該有人講過。但這只是一個推理，沒有材料證明。所以，于光遠說，吳德的講話是他所知道的“兩個凡是”的第一個版本。〔34〕吳德是這樣說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們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實際上，在吳德的講話之前，即10月26日，華國鋒在談到報刊批判“四人幫”的問題時曾明確表示，要注意把“四人幫”的罪行同毛主席的指示區分開來，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

于光遠說的第二個版本，就是大家所知道的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發表的那篇著名社論《學好檔案抓住綱》提出的“兩個凡是”。這篇社論，是李鑫和他領導的中央理論學習組的人起草的，汪東興在社論清樣上寫了一段話：“這篇文章，經過李鑫同志和理論學習組的同志多次討論修改，我看可以用。”他決定以“兩報一刊”社論形式發表。社論說：“讓我們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更加自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兩個凡是”的標準版本，人們現在所提到的“兩個凡是”，就是這個版本。于光遠後來說，這是“兩個凡是”很正式地提出，也是影響最大的一次。

其實，在這之前還有一種提法。華國鋒要求把他在10月26日的中央宣傳口的意見寫進為他準備的一個講話稿中。這就是1977年1月21日的講話提綱，其中有這樣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損害毛主席的議論，都必須堅決制止，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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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兩個凡是”出臺（4）

對於這段歷史，耿飈後來回憶說，他離開中央廣播局的第二天，參加了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決定，在中央宣傳部未恢復之前，先成立臨時中央宣傳口，將宣傳輿論陣地統管起來，他負總責。李鑫也在宣傳口兼任了一個領導職務，但他不在宣傳口辦公，只是負責傳達汪東興的指示。汪東興代表中央領導宣傳口，並主管全黨、全國的宣傳工作。在報刊和廣播宣傳方面，我們致力於掃除“四人幫”的影響及一些明顯的極“左”思想。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以及認識上的侷限，當時對有些問題，我們還沒有深刻地認識。例如，對“兩個凡是”的問題，就是如此。

耿飈還說，汪東興把華國鋒10月26日同中央宣傳口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