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這是華國鋒為自己確定的根本的政治綱領，也是他的奮鬥目標。可以說，這就是毛澤東逝世後，華國鋒為自己樹立的第一個政治形象。他在講話中表示，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還是按照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基本正確，有所不足”，“要注意解決有所不足的方面”。

華國鋒為什麼強調不要算“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賬？因為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這幾個人在中央政治局結成“四人幫”，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如果算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賬，就會導致對“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毛澤東之所以遲遲沒有解決江青等人的問題，原因也就在這裡。華國鋒還特意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江青他們代表不了。他還提醒說，要教育幹部注意“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不然的話，有人就會說：“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得我好苦啊，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要翻過來。所以，要注意這個問題，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過沖擊的人一定要注意。

10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一項重大決定，即：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這是一部按照“左”的觀點編輯的著作，儘管收入的一些文章，反映了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和比較正確的思想，但不少文章還是帶有“左”的內容，尤其是關於階級鬥爭的“左”的觀點。

毫無疑問，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本應該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必要步驟，但是，華國鋒表示了相反的看法。中共中央釋出的《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明確指出：解決“四人幫”的問題，“這是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的一次偉大實踐，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由此可見，本來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卻變成了對“文化大革命”的肯定。把本來就是“左”的產物卻當做右的東西加以批判，這就維護了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在這種思維支配下，“四人幫”被說成是“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認為他們“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大搞投降主義和賣國主義”，認定他們推行的是“一條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一條極右的路線。”並且把王、張、江、姚這四個人當做“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資派，是一夥資產階級的陰謀家、野心家。”〔31〕

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是毛澤東晚年所犯的嚴重錯誤。“文化大革命”是“階級鬥爭”理論走向絕對化的結果，也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實踐。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主要領導職務之後，對“階級鬥爭這個綱”，是牢牢抓住不放的，而且貫穿於各個方面。在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兩年多的時間裡，“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被反覆地宣傳和強調。毛澤東逝世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在《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中提出：“我們一定要繼承毛主席的遺志，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在9月18日的追悼大會上，華國鋒表示：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10月24日，北京市100多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大會。華國鋒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樂曲聲中登上天安門城樓。吳德在大會上講話說，華國鋒同志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毛主席又給華國鋒同志親筆寫了‘你辦事，我放心’，表達了毛主席對華國鋒同志的無限信任”。我們同王、張、江、姚鬥爭的實踐表明，“毛主席的事業後繼有人，我們黨又有了自己的領袖華國鋒主席。”這場鬥爭的勝利，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吳德表示，我們一定要“最緊密地團結在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以階級鬥爭為綱，“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

3。　“兩個凡是”出臺（3）

11月24日，毛主席紀念堂舉行奠基儀式。華國鋒到場發表講話，強調了“三個堅持”。他說：“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要繼承毛主席的遺志，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再接再厲，乘勝前進”。

大寨本來是山西省昔陽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山村，後來卻成了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