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抗清復明運動，反而參加清朝入關後首次鄉試，直到殿試得中順治朝狀元，一直耿耿於懷。三百年後的今日，他對不顧氣節和民族大義，甘願為日本人驅使的知識分子更是深惡痛絕。當傅就任北大代理校長後，曾於重慶報刊發表宣告：“為保持北京大學的純潔，堅決不錄用偽北京大學的教職員，但學生經過甄別和補習，可以接受。”

十一月中旬，傅斯年到達北平，陳雪屏等人到機場迎接。傅走下飛機的第一句話就問陳與偽北大的教員有無交往，陳回答說僅限一些必要的場合。傅聞聽，大怒道：“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當場表示偽校教職員堅決不予錄用，全部屎克郎搬家——滾蛋。不但不請他們任教，還當場表示要請司法部門將罪大惡極的儒林敗類捉拿歸案，嚴加懲處。並在報紙發表宣告：無論現在將來，北大都不容偽校偽組織的人插足其間。

就在傅斯年的宣告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日在北平《世界日報》刊出之時，偽北大文學院院長周作人正待在北平八道灣的“苦茶庵”，一邊飲著苦茶，一邊悠閒地做著叫做《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極具感*彩地回憶了他的故鄉紹興石板路與石橋的優美。文章的結尾處寫道：

在民國以前，屬於善性的社會事業，由民間有志者主辦，到後來恐怕已經消滅了吧。其實就是在那時候，天燈的用處大半也只是一種裝點，夜間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總須得自攜燈籠，單靠天燈是決不夠的。

拿了“便行”燈籠走著，忽見前面低空有一點微光，預告這裡有一座石橋了，這當然也是有益的，同時也是有趣味的事。

前世出家今在家（7）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記，時正聞驢鳴。

周作人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見報載傅斯年談話，又聞巷中驢鳴，正是恰好，因記入文末。”令周氏沒有想到的是，當他寫罷此文的第四天，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就因漢奸罪被捕入獄，這篇短文也就成了入獄前的最後的文字。

對照周作人的文字和吳梅村的文字，你會對吳梅村深懷敬意，他在《臨終詩四首》之一寫道：

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應填補，總比鴻毛也不如。

一直到死神來臨的那一瞬間，他對他的背叛，他的失節，也始終不肯自諒，悔恨到死，槌胸泣血。清康熙十年（一六七一），逝世。據《清史稿》：吳偉業“臨歿顧言，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死後殮以僧裝，葬我鄧尉靈巖之側，墳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銘，聞其言者皆悲之。”

周作人有過這樣懺悔的勇氣麼？在吳梅村面前，他應該有的是慚愧吧，有的人為自己的過失進行懺悔，用懺悔為歷史畫句號；而有的人卻對自己的過失漂白，最後像鴨子死掉，還留一張硬嘴，臉都沒有了，還留狡辯的鳥嘴有何用處。

四

一九六六年，周作人已是八十一歲的風燭暮年。他早年說的壽則多辱，毫釐不爽的應驗。

八月二十二日，一群紅衛兵衝進八道灣周宅，砸爛周母牌位。兩天後，紅衛兵宣佈對周作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將他住的日式“榻榻米”臥室砸得稀爛，全家被洗劫一空。周作人被趕到院子裡，跪在地上接受批鬥，手持皮帶的紅衛兵邊打邊審，逼迫他老實交待罪行，並將周作人的獨生子周豐一揪來陪鬥。

紅衛兵為周家規定了生活標準：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還向糧店打了招呼：只允許周家人買粗糧。周作人年老齒稀，一日三餐只能就著臭豆腐喝點玉米麵糊糊，周作人的兩條腿很快就出現浮腫。

周作人曾兩次將寫好的“呈文”交給兒媳張菼芳，叫她揹著紅衛兵轉交派出所，大意是——共產黨素來是最講究革命人道主義的。鄙人已年過八旬，再延長壽命，也只是徒然給家人添負擔而已。懇請公安機關，恩准鄙人服安眠藥，採取“安樂死”一途。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早晨，張菼芳照例為公公倒了馬桶，並準備了一瓶開水，然後去上班。下午兩點多鐘，住在同院後罩房西端的一位鄰居發現周作人趴在鋪板上一動不動，姿勢很不順眼，他便打電話給張菼芳。

張菼芳奔回家後，發現周作人渾身早已冰涼。看情景，周作人是要下地時猝然發病，連鞋都來不及穿，就倒地而逝。家屬匆匆銷了戶口，火化，連骨灰匣都未能取回家來。周作人也算是效法了和尚，火化了事，但不知他的舍利子有幾？

但我想到魯迅先生在《孤獨者》裡曾寫到人的死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