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華甫上將且為餘述其所受誥語，謂已備數椽之室於英倫，若國民終不見舍，行將以彼土作汶上。由此以談。則今大總統之決心可共見也，公等豈其漫無所聞？乃無端而議此非常之舉，萬一事機洊迫，致我大總統憤踐其前言，以翔夫寥廓，不知公等何以善其後也？而其不然者，其必公等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私謂大總統居常所談說，鹹非其本意，不過如孔子所云‘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吾姑一嘗試焉，而知其必不吾訶也；信如是也，則公等將視我大總統為何如人？食言而肥，匹夫賤之！設念及此，則侮辱大總統人格之罪，又豈擢髮可數？此亦四萬萬人所宜共誅也。

複次，公等曾否讀《約法》？曾否讀《暫行刑律》？曾否讀《結社集會法》？曾否讀《報律》？曾否讀一年來大總統關於淆亂國體懲儆之各申令？公等又曾否知為國民者應有恪遵憲典法令之義務？乃公然在輦彀之下，號召徒眾，煽動革命（凡謀變更國體，則謂之革命　，此政治學之通義），執法者憚其貴近，莫改誰何，而公等乃益白晝橫行，無復忌憚，公等所籌將來之治安如何，吾不敢知，而目前之紀綱，則既被公等破壞盡矣！如曰無紀綱而可以為國也，吾復何言？如其否也，則請公等有以語我來！且吾更有願為公等進一解者：公等之倡此議，其不願徒託諸空言甚明也，其必且希望所主張者能實見施行，更申言之，則希望其所理想之君主國體，一度建設，則基業永固，傳諸無窮也。夫此基業，果遵何道，始能永固以傳諸無窮？其必自國家機關令出惟行，朝野上下守法如命。今當開國承家伊始，而首假途於犯法之舉動以為資，譬諸欲娶婦者，橫挑人家閨闥，以遂苟合，曰但求事成，而節操可勿沾沾也，則其既為吾婦之後，又有何詞以責其不貞者？今在共和國體之下，而曰可以明目張膽集會結社，以圖推翻共和，則他日在君主國體之下，又易為不可以明目張膽集會結社，以圖推翻君主，使其時復有其他之博士提示別種學說，有其他之團體希圖別種活動，不知何以待之？詩曰：‘毋教揉升木，如塗塗附。’謀人家國而出於此，其不智不亦甚耶！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以不可繼者詔示將來，其不祥不亦甚耶！昔幹今升作《晉紀總論》，推原司馬氏喪亂之由，而嘆其創基植本，異於三代。陶淵明之詩亦曰：‘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嗚呼！吾觀今茲之事，而隱憂乃無極也！

（附言）吾作此文既成後，得所謂籌安會者寄示楊度氏所著《君憲救國論》，偶一翻閱，見其中有數語云：‘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外之行動，賢者不能逾漢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深嘆其於立憲精義，能一語道破，惟吾欲問楊氏所長之籌安會，為法律內之行動耶？抑法律外之行動耶？楊氏賢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為惡，然得勿已逾法律以為善耶！嗚呼！以昌言君憲之人，而行動若此，其所謂君憲者從可想耳！而君憲之前途，亦從可想耳！”

七十一、梁士詒和請願聯合會

袁稱帝以前，北洋政治上的暗潮是粵系、皖系之爭，所謂的粵系，是梁士詒系，又稱交通系；所謂的皖系便是楊士琦系。梁士詒在民國元、二、三年間，在袁的下面實在是一個權威人物，等於是“幕後總理”，因為他是總統府秘書長，總統和國務總理之間的橋樑，承上啟下，呼風喚雨，加上他又有實際的財政大權，因此他確是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他給財政專家的熊希齡總理難堪，使楊度和楊士琦的交通總長先後流產，因此，當時的北京官場，如果走不通梁士詒的路，做官的前程便有限了。

可是，他的勢力愈大，其反對力也愈大，兩楊就是主要的反粱力量。兩楊是楊度和楊士琦。據說當約法會議石開時，袁世凱頗有意思把議長一席給梁士詒，楊度卻在一旁淡淡地說了一句：“燕孫是國民黨首領，國民黨支部遍佈全國”。袁馬上臉色沉重地說：“他不合做這事。”楊這一支暗箭恰巧報了熊希齡組閣時，楊擬任交通總長，被粱冷冷地向袁說“皙子對交通外行”，便把交通總長的帽子打落了的舊怨。

民國3年初，總統府中粵、皖兩系明爭暗鬥甚為激烈，3月間楊士琦曾公開發表談話如下：

“別人罵我黃老主義，我實在無所謂。這和前清時有人罵我是袁黨一樣。那時，項城已下野，文敬（指其兄楊士襄）正任北洋大臣，所以我不能馬上走。張文襄竟說：‘兩柱雖移植其一　，中間則仍留一線。’兩柱指項城和慶邸，我是傳達訊息的一線。武昌起義後，派我當議和代表，我以為非共和不足以渡難關，而共和必無良好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