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芳個人進退不足惜，浙江一省治亂亦不足計，獨惜諸公蒙極大之犧牲，以求停戰者，乃以挑四方之戰，以求和平者，乃以開破壞之端。往日之戰雖不祥，尚託名於國家相爭以政見，今日之戰，直明目張膽標尋仇報復之名，樹爭城爭地之幟，而無所顧忌矣。諸公手創此局，豈能毫無預聞？誠未聞耶，則一詢之道塗，一考之事實，諸公初志，向即如是也，則請緘口閉目，以聽天下之相殘，斯民之無孑遺可也。萬一非諸公之意，傳芳即敢再頓首以求諸公，先為浙人呼籲於有權者之門，如天之福，迴天之聽，先止南下之兵，一切留候善後會議，國民會議解決。能如是尸祝諸公者，豈獨浙人哉。設有權者必欲尋仇報復，必欲爭城爭地，亦求諸公代叩當復者幾仇，當爭者幾地，諸公但能保證此仇者相率避去，此數城數地者拱手獻出，即可停戰和平，傳芳豈惟不求罪狀之避，且獻城以解諸公之難，且任勸告其他當避且獻者，均無問所犯之條，惟當速避速獻，毋使天下人既加諸公以大不韙之名，以挑天下之戰，開破壞之端，逮獄於諸公也。別上執政一電，特附錄奉閱，執政本愛和平，然而在位無權，無以貫徹其愛，以後種因，造自諸公，人曰有權者，可箝天下之口，而不能納諸公之言，諸公幸勿以局外自遁，而使所種善因盡成惡果也。當戰當停，待命進止，臨書迫切，立盼賜復，弟孫傳芳。歌。”

1月7日段祺瑞復孫傳芳電：

“歌電呈悉，陳樂山本非假竊名義，業經退回，已在成事不說之列，至子嘉（盧永祥）酌帶奉軍南下，事誠有之，始因齊之負嵎，繼因花旗營之毀路設防，子嘉不能不有以自衛，餘亦不能責子嘉以單騎赴蘇也。今齊雖在滬，尚有密謀，浙滬毗連，豈無聞見，蓋攻浙之事，吾弟既無所慚，何所謂咎？昔日因服從而攻浙，今日亦當本服從而不擾蘇；昔日入浙為浙軍民所歡迎，今日蘇未歡迎，更不宜侵入蘇境。中央本無責難之意，吾弟又何必有引咎之辭，即令謙沖為懷，則安民保境，正足為補過之資，餘以誠待人，當不輕事吹求也。吾弟英年重寄，篤實為先，欲宏遠猶，必勳明德。段祺瑞。虞。”

14年1月7日盧永祥抵達蚌埠，張宗昌率奉軍第一軍進駐浦口。盧永祥舊部第十師亦由江北開赴南京。原駐南京之齊燮元舊部第二、第六兩師及補充旅奉韓國鈞令，悉調駐鎮江、江陰。

1月10日，盧永祥、張宗昌進入南京。11日上海事變。上海是由宮邦鐸和張允明分治南市、北市。宮邦鐸是主力，他是淞滬護軍使，北京承認的第六師師長兼第十九師師長。齊燮元到上海後，即運動宮的部隊迫宮去職。宮無法指揮，遂於10日晚致電段祺瑞和盧永祥，宣佈辭職。齊燮元掌握了第六、第十九師後，即聯絡孫傳芳的軍隊聯合攻擊張允明，張軍被攻潰散，張允明則逃入租界。於是齊燮元即自稱淞滬聯軍第一路總司令，孫傳芳稱第二路總司令，聯銜宣言佔領上海，拒絕奉軍南下。

上海事變後，段祺瑞即於1月12日責成盧永祥會同蘇軍總指揮秦洸迅速戡定上海事變。同時電令安徽軍務善後督辦王揖唐就近派兵協助盧永祥，並令何豐林收編已潰散的陳樂山舊部第四師。

孫傳芳也派謝鴻勳為第四師師長，收編陳樂山的潰軍。

上海總商會則乘宮邦鐸、張允明被逐時，宣佈上海為不設軍職、不駐軍隊及將兵工廠遷移他處的不設防城市。

東南大學校董和教職員則反對北京教育部將校長郭秉文免職，主張教育獨立，不宜隨政潮進退。

14年1月13日北京執政府下令獎勵孫傳芳撤兵回浙。

這顯示段祺瑞把齊孫分別處理，孤立齊燮元。

同日又令派陳調元幫辦江蘇軍務善後事宜，白寶山為海州護軍使，馬玉仁為淮揚護軍使。

在上海的張允明部一師一旅，及陳樂山的第四師殘部只有少數投入齊、孫兩軍。其餘為數1萬餘人悉向租界繳械，即由租界當局收容。

上海的領事團，鑑於戰爭可能波及上海，乃開會決議：禁止中國失意軍人在租界活動，並調各國的海軍陸戰隊登陸，監視所收容的中國潰兵。

盧永祥在南京組織宣撫軍，以奉軍軍長張宗昌為宣撫軍總司令兼第一路軍總指揮，參謀長臧致平兼第二路軍總指揮，軍務幫辦陳調元兼第三路軍總指揮，江蘇全省水陸警備司令冷遹為戒嚴總司令。

蘇軍總指揮秦洸在蘇州被當地駐軍攻擊，蘇州商會付出一筆錢請秦洸離蘇州。上海齊燮元軍隊即透過蘇州，與常州鎮江的齊氏舊部聯合。

1月14日淞滬聯軍孫傳芳齊燮元聯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