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的教訓如此。由斯以言，帝國主義之援助，終不敵國民之覺悟。……吾人於此，更可得一證明：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永絕跡於國內。其代之而興之現象，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今日者國民之武力，固尚無可言，而武力與國民結合，則端倪已見。吾人於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結合之確實而有進步……

本黨根據以上理論，對於時局，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而在國民會議召集以前，主張先召集一預備會議，決定國民會議之基礎條件，及召集日期、選舉方法等事。預備會議以左列團體之代表組織之：一、現代實業團體。二、商會。三、教育會。四、大學。五、各省學生聯合會。六、工會。七、農會。八、共同反對曹吳各軍。九、政黨。……”

11月13日10時20分孫中山偕宋慶齡、李烈鈞、邵元衝、黃昌谷、朱和中、馬超俊等20餘人乘永豐艦起程，汪兆銘則先一天赴港，在港等候。胡漢民、許崇智、楊希閔、劉震寰等乘江固艦送至黃埔，由於珠江水淺阻礙航行，下午3時始抵黃埔，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率全體官兵登永豐艦迎孫中山登岸與黃埔軍校師生告別，這時黃埔一二期學生正在對岸的魚珠炮臺一帶實施戰術演習，並作築城工作，蔣中正陪孫中山前往校閱。

孫中山在黃埔和軍校師生會晤，對於黃埔軍校的卓越成就贊勉備至，不知這時是有預感，還是下意識，在離別前竟黯然對校長蔣中正說：“我這次去北京，明知很危險，禍福難以逆料，將來能不能回來，實在不敢預測，不過北上是為了革命，是為了救國救民，雖有危險亦何所懼？何況我已五十九歲，死也可以瞑目了。”蔣中正聽了孫中山這番話，非常驚訝，因為孫中山平常最樂觀，如今卻作此語，深為不解，乃問：“先生為何今天這樣說？”孫中山答：“人總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時，倘在二三年前，我就不能死，現在有了這麼多好學生，可以完成革命工作，我死亦無憾了。”說著不勝悽惻。隨後由蔣中正在校中為孫中山餞行，下午5時50分孫中山即再登艦向香港航行。

14日晨2時孫中山所乘永豐艦抵香港，晨6時轉登日本郵船春陽丸，12時啟碇去上海，到春陽丸送行的有300餘人，爆竹喧天。16日午夜抵達吳淞口三來水停泊，17日晨9時25分乘褒爾登號小火輪在法租界公司碼頭上岸，有于右任、石青陽、戴傳賢、楊庶堪、居正、宋子文、蔣作賓、葉楚傖和段祺瑞代表光雲錦，齊燮元代表凌鐵庵等20餘人搭小火輪到吳淞口迎接，上海各界和市民則有一萬多人在碼頭歡迎。孫中山登岸後就坐汽車到莫利愛路29號寓邸休息，並在草坪上由新大陸影片公司攝製新聞影片。

19日下午3時，孫中山在寓邸舉行茶話會，招待上海新聞記者陳布雷、潘更生、戈公振等和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特派員知識真治等30人。由汪兆銘、邵元衝、葉楚傖、戴傳賢擔任招待。孫演說一個半鐘頭，宣佈時局主張，說明北上的目的，和對中國前途的展望，大意雲：

中國當今禍亂的根本，乃在軍閥與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我這次北上，有二個目的：一為召集國民會議，這是為了對付軍閥；一為廢除不平等條約，這是為了對付帝國主義者。唯有打倒這兩個禍害，中國才能和平統一，才能長治久安。我為了這兩個目的而奮鬥，處境固然非常危險，但我決不畏懼。希望全國人民能夠徹底瞭解。各位是新聞記者，也就是國民發言的領袖，盼望各位領導輿論，以為贊助，並且負起指導和喚醒民眾的責任。

這時，上海和北京之間的交通，由於軍事影響，極為困難，津浦鐵路久已不通，由上海往天津的輪船，搭客擁擠，兩個星期內的頭等船位全部預定完畢，孫中山為了要趕赴北京，乃決定由日本繞道轉赴天津，只偕宋慶齡、戴傳賢、黃昌谷，其他隨員則分別乘船以天津為會集地。11月22日，孫中山偕隨員搭日輪上海丸赴日本，離滬前日本記者採訪，孫中山對日本記者說：

“中日兩國就當前世界大勢言，非根本提攜不可，兩國人民尤應親善攜手共御他人侵略政策。近年來中國人民對於日本頗多懷疑，此後日本上下，應切實表明對華親善政策。……

餘純然以國民資格赴天津之善後會議。”

23日抵長崎，在船上接見記者和政界人士暨中國學生，24日下午抵神戶，歡迎人士達5000人，登岸下榻神戶東方飯店，各界慕名造訪的絡繹不絕，前後演講十餘次。30日離神戶，登北嶺丸前往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