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奉軍入關“拱衛京師”。如果北京真的由奉軍拱衛，則北京的“正戲”便由張作霖來唱了。因此段這個想爭取主動的作戰計劃，就因為“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而被迫放棄。

吳師在武漢逗留期間，王佔元接濟了軍費60萬元，其中40萬元還是王佔元從私囊中提出來的。由於京漢路車輛缺乏，直到6月5日才由漢口分批北開。8日抵鄭州，13日在鄭州發出一個爆炸性的電報，分致反皖的八省聯盟各督軍，內容是：反對安福系包辦上海和會，建議召開國民大會解決一切問題。這是吳佩孚第一次公開建議召開國民大會的電報。這個電報之所以具有爆炸性，在於這個建議不是任何軍閥所能接受的，不但張作霖看了大為生氣，就是吳的上司曹錕也搖頭大不謂然。所以在反皖的八省同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感，認為吳佩孚官卑職小，態度狂妄。

北方反段的軍人雖然不滿意吳的狂妄，可是為了直皖戰爭爆炸在即，吳是一個肯打硬仗，而其軍隊又能打仗，所以對吳的過分言行，只好隱忍於心。

吳這通電報得到南方人民團體的熱烈歡迎。

吳佩孚將其主力佈置在河南，北方風雲為之變色。奉軍為了暗中策應直軍，所以也零零星星地分為三營五營開進關來，6月10日駐獨流鎮的奉軍四營，經過天津開往廊房。

曹錕也於6月10日派兵監視德州兵工廠，並以德州為直軍右翼的前哨陣地。

6月15日，吳佩孚偕同三個混成旅的旅長到了保定，同時江蘇、奉天等省代表也都到保定來參加曹錕所召集的保定軍事會議，這是一次秘密的，卻是極重要的軍事會議。

段祺瑞方面自然也積極佈置，他密令駐守濟南的邊防軍第二師師長馬良作好動員準備，俟機北向進攻德州，或者西向側擊鄭州。為了準備打仗，皖系積極籌措戰費，由安福系的交通總長曾毓雋，以京綏路為抵押，向日本借款500萬元作為戰費，日本方面本已考慮答應，因為在中國內爭上，日本是傾向皖系的，著名的親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都是皖系，日本當然希望皖系得勢。可是這個時候，日本已不能像歐戰期間那麼方便，可以在亞洲尤其是中國為所欲為，因為美英已經聯合起來在中國問題上採取強硬的立場，對日本採取監視態度，不讓日本獨佔中國利益。因此日本的一舉一動都有美英在扯後腿。所以皖系以京綏路向日本押借500萬元，由於美英兩國出面干涉就只好作罷。

這時候，皖系無論在外交上、財政上、或是作戰的戰略地位上，都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最大的兩個因素成為皖系的致命傷，一個是主張內戰，發動南北戰爭，在全國人心盼望和平統一的時候，內戰是不得人同情的。一個是親日，當時全國人心都痛恨日本侵略，得寸進尺，尤其在歐戰期間乘火打劫，企圖獨吞山東，所以凡屬中國人莫不反日，皖系獨倚親日為外交奧援，更是大失人心。

至於在軍事佈置上，皖系也居於不利的地位，駐防洛陽的西北邊防軍，處於鄭州直軍與潼關奉軍之間，駐防信陽的皖軍吳光新部，也是處於河南、湖北兩省直軍夾擊態勢中，而在廊房的西北邊防軍，也在奉軍監視之下。

將領方面，皖系的徐樹錚成為群矢之的，可以說段祺瑞因為信賴徐樹錚一個，而導致直奉兩系聯合抗皖。張敬堯禍湘，馬良殘殺抗日的愛國分子，傅良佐、吳光新都非將才，倪嗣沖則在重病中，段芝貴只是袁世凱的寵兒，經不起考驗，上不了戰場。皖系的將領簡直拿不出一個人物，數來數去還是隻有徐樹錚像樣，所以段祺瑞在重要關頭便離不開小徐。

局勢一天比一天緊張。6月16日曹錕電請解除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

6月17日徐樹錚由庫倫返抵北京，暫時放棄他“西北王”的事業。

一六五、張敬堯為害三湘

民國六七年間，湖南是南北戰爭的戰場。當時的情勢是直軍一師三混成旅的大本營在衡陽，分佈祁陽、耒陽等縣。第七師（張敬堯的部隊）主力吳新田、田樹勳兩旅在寶慶、武崗，另一部分駐長沙。第十一師李奎元部在平江、瀏陽。第十六混成旅馮玉祥在常德、桃源。此外湘東各縣駐有奉軍、蘇軍、魯軍、安武軍等等。至於南軍方面，湘桂軍各據有郴永一隅之地，不過沅水上游的廣大地區則屬於湘西民軍勢力範圍，所以南軍佔領區的面積也很大。

湖南督軍張敬堯字勳臣，本是安徽霍丘縣人，他共有兄弟四人：張敬堯、張敬舜、張敬禹、張敬湯。

張敬堯南北之見極深，他的軍隊在湖南殺人放火，無所不為，他認為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