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蘇選⒙礓＇、宋鶴庚、廖家棟、魯滌平、王得慶等，北軍將領吳佩孚、李奎元、楊春普、馮玉祥、張宗昌、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張學顏、張福來、潘鴻鈞、張克瑤等聯名發出寢電，請“馮代總統頒佈停戰命令，東海先生出任調人領袖，曹經略使、長江三督帥及岑、陸兩總裁同擔調人責任。”這個電報將北京政府與軍政府平列在前面，是吳佩孚所主稿，向南軍將領建議，用聯合名義打出去的。這是自從南北戰爭以來，南北軍人聯合起來，反對北洋派領袖的第一次。對段祺瑞來說，像是地震，像是火山爆發。以前雖有北方軍人主和的議論，可是卻不是南北軍人聯合在一起的行動。現在吳佩孚唱出的“和平戲”，卻是全面的，共同的。這個通電到達北京時，安福系的分子慌作一團，他們嚷著說：“吳秀才造反了！”

段祺瑞則氣得話都說不出來，他認為這不是主和主戰問題，而是北方將領背叛、通敵、降敵的問題。他要以通敵有據的罪名下令討伐吳佩孚。但他的左右勸他忍耐，因為主戰派已無可用之兵，討伐令只是虛聲恐嚇，而吳佩孚現在是常勝將軍，不會被嚇倒的。

安福系議員鄧熔在參議院提出懲辦吳佩孚的緊急動議，但另一安福系議員張敬舜（張敬堯的兄弟）反對，因此不提付討論。眾議院議員賀得霖提出懲辦吳佩孚的建議，也只能交付審查而無下文。

曹錕在保定，被他的愛將吳佩孚的一連串政治攻勢搞得目眩五色，置身無地。因為他究竟是吳佩孚的直接長官，為什麼竟沒有半點影響力和約束力，所以他很難自解的。

9月30日曹錕不得不發出兩個電報，一個電報致吳佩孚，告誡他：“嗣後一切行動必須請命而行。”一個電報致北方各省，表明自己態度：“以此言護法，恐終不能造成法治；以此言和平，恐終不免於戰禍。……國家前途，必須中央有所主持，庶幾政局重新，亂源可弭。”

段祺瑞雖然不敢下討伐令，但也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態度。9月30日他以國務院名義通電駁斥了南北軍人的聯名寢電。隨後北洋軍人紛紛起而作應聲蟲，倪嗣沖斥為“謬談法律，破壞大局”。楊善德斥為“曲說亂真，逞以欺世”。閻錫山斥為“妄談法律，徒逞私見”。長江二督之一的王佔元也認為“吳師長竟與南方諸將領聯合署名，不勝詫異。院電駁斥，義正詞嚴。一隅之論，不足以淆惑觀聽”。張敬堯因為在長沙，對吳不敢過分指責，只說：“敬堯惟知服從中央，不知其他”！

至於張作霖，他早於9月8日被北京政府任命為東三省巡閱使，地位在北方各省督軍之上。他於10月2日發表冬電說：

“前當譚浩明等抗命之初，作霖曾派少將劉鴻恩晉謁大總統請示方略，奉論張督若有一師相助，即當從事討伐。迨長嶽淪陷，作霖復派劉少將依前晉謁，奉論如初。曹經略使之南往，亦奉大總統明令，復由大總統頒佈氣死、羞死之通電。是政府之主戰政策，作霖與各省同志一致贊成，均系服從大總統者。……其他依法選舉兩院議員，依法選舉大總統，亦均奉大總統命令而行。而彼等一則曰不完全，再則曰非真正民意。所謂不完全者，乃削除叛亂分子耳，非真正民意者，僅無暴動分子耳！……近聞有人因國會已成，大局漸定，急思設法破壞，以遂一己之私，不惜輦金四出運動，淆亂視聽，破壞國家。此等僉壬，是真民賊，人人得而誅之。作霖正擬查訪明確，聯合同志，呈請元首依法懲辦，以謝國人。”

10月3日以譚浩明、吳佩孚為首的南北軍人繼續發表講電，對駁斥寢電者予以駁斥。講電說：

“駐湘雙方各軍，因受中日軍事協定之刺激，同謀息爭禦侮。自六月廿五日停戰，迄今已四閱月。師長等屢請中央頻布罷戰明令，而合肥（指段）斥西南無誠意。師長等不得已本諸公理，再擬通電，徵求西南同意，於寢日聯名拍發，可見西南謀和誠意，信而有徵。乃合肥仍不加察，謂為莠言惑眾，破壞大局。夫和則全國一家，戰則南北分裂，究竟大局在和乎在戰乎？……如雲國會非由強造，何以不令西南各省選送議員而任意指派？如雲選舉合法，何以九月魚日合肥勸徐就職通電，除卻西南五省？是合肥自認為不完全之總理，且將強東海為不完全之大總統也。保全大局者，果如是乎？縱使合肥自認為不完全之總理，竊恐東海未必甘認為不完全之大總統也。縱使東海甘認為不完全之大總統，而軍民各界不肯甘心為不完全之中國人也。……總之，正義所在，是非自有公論。全國人之心理方為真正民意，非強造者所能假託，非強詞者所能狡辯，更非一二人之言所能厚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