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的噩耗傳到日本，病中的蔡鍔為之痛哭，他的輓聯是：

以勇健開國，而寧靜持身，貫徹實行，是能創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驚起揮淚，難為臥病九州人。

另一位和黃、蔡唱反調，可是他們私交卻極莫逆的人，就是洪憲六君子之首楊度挽黃聯雲：

公誼不妨私，平日政見分馳，肝膽至今推摯友；

一身能敵萬，可惜霸才無命，死生從古困英雄。

11月1日孫中山和唐紹儀代電全國，通告黃喪，函曰：

“克強先生交遊滿天下，車笠之盟，縞紵之好，究有為僕等所未悉者。代主喪務，勉持大體，徵名遍訃，恐有未周，諸祈見諒。”

北京方面國會特休會一日，下半旗一日誌哀。11月2日北京政府令：

“上將黃興締造共和，首舉義旗，功在國家，薄海同欽，……派王芝祥前往致祭，給致治費二萬，喪葬事宜由江蘇省長齊耀琳就近照料……。”

護國討袁第一大功的蔡鍔，則在黃興逝世後8天病逝日本。

護國討袁時，蔡鍔在軍中備極辛勞，染患喉疾。5年6月28日蔡由永寧啟程，29日抵大洲驛，7月1日抵瀘州，這時蔡的喉疾非常嚴重，已至不能講話的地步，在瀘州請了一位德國醫生阿密思替他診視，服藥無效，又加上肺葉腫痛，滴水難入，體溫高達39度，夜不能寐。蔡是個有責任心的人，雖然病魔困擾他，可是他覺得軍隊的欠薪，四川的善後都是極傷腦筋的事，非他本人處理不可。因此，他力疾從公，抱病任事，要求北京政府支付護國軍的欠餉欠款200萬元。

7月4日段祺瑞特派法國醫生趕來瀘州檢治蔡的喉疾，第二天，法國醫生檢視結果，認為喉病延誤過久，聲帶已狹，病況嚴重，非迅速赴上海或日本就專科醫治不可。

蔡的可貴處在於：雖以身為天下先，卻功成不居，自始迄終堅定這個主張。袁世凱死後，蔡功業蓋世，名滿天下，然而他不汲汲於名位權利，從下面兩則電報，可看到蔡的抱負人格：

7月17日蔡電唐繼堯：

“滇、黔此次起義，悉索敝賦以赴國難，雖達拯淵救焚之志，已陷額爛頭焦之勢，在我軍應亟謀善後以圖元氣之恢復，在政府及一般人士，浴共和之恩波，飲水思源，對於首義之軍，應以安之勞之使之得所。以愚意計之，滇、黔善後尚不甚難，需款亦不甚巨，政府對我萬不致有所歧視，吝此區區而陰相掣肘也。所最宜注意者，我軍主張應始終抱定為國家不為權利之初心，貫徹一致，不為外界所搖惑，不為左右私暱所劫持，實公私兩濟。……”

7月19日復唐繼堯電：

“洽電敬悉，獎飾溢量，感愧奚似。竊意鍔前者之出，秉諸良知，今茲之退亦然……今儕輩中果有三數人身先引退，飄然遠翥，實足對於今日號稱偉人志士英雄豪傑一流，直接下一針砭，為後來留一榜樣，未始非善。而鍔處地位，純繫帶兵官，戰事既了，即可奉身而退，斯亦各國所同然。務望蔩公為大局計，為友誼計，切電在川滇軍各將領，以後一切善後問題當完全負責辦理，俾鍔得以剋日東渡。……”

蔡鍔對於“治蜀”並不是沒有抱負，只因為他想以功成身退，不爭權利為天下倡，所以薄川督而不為。在他給他的老友丁懷瑾函中，曾就“治蜀”一事表示如下的意見：

“蜀雖可為，但民情澆薄，絕不適於從軍。若專用外軍，屏絕土著，則主客之勢互不相容，終成水火矣。弟嘗與兄論治蜀非假以十年時光不可，其始也臨以雷霆萬鈞之力，芟夷斬伐，不稍姑息，亂根既盡，民氣漸蘇，乃噓以陽和之氣，培植而長養之，殊盛業也。”

7月21日蔡率幕僚數人，輕車簡從，首途赴成都，在途中接到湖南耆宿父老敦請他督湘的電報，他分別回電辭謝。8月1日蔡鍔入成都，抱病就任四川督軍，成都人民額手稱慶。這時的成都，因為兵連禍結，人心浮動，物價飛漲，幣制不穩，蔡接事後，物價立即回跌，鈔票價值上漲。川中有五老七賢不遠數百里趕來成都，願任顧問。8月3日蔡電保周道剛為川軍第一師師長，熊克武以師長兼重慶鎮守使，劉存厚以師長兼川邊鎮守使，尹昌衡為政務廳長。蔡鍔抵達成都後，他的本意只是象徵式接受任命，加以他的喉病和肺病都日益嚴重，乃於8月5日致電北京段祺瑞總理，電雲：

“川為繁劇區域，非孱弱病軀所能勝任。況鍔於起義之初，曾聲言於朋輩，一俟大局略定，即當幡然引退，以從事實業；今如食言，神明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