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百、四五百不等，即司馬到營之始，僕役口糧，亦照差官發給，今恩誼所在略不顧，義利之辦略不省，此其一。筱公以副營畀司馬，有舉賢自代衣缽相傳之意。受人知者，雖其人之一事一物，亦須顧惜，而司馬自矜家世，輒譁然謂是區區何足奇，便統此六營，亦玷先人。夫子孫當思祖父所以榮當時，而福後人者，兢業以紹其休，不應蹈君家公路、本初四世三公之陋說。且由司馬之說，則令叔祖端敏公、令堂叔文誠公進士也，尊公及令堂叔子九觀察舉人也，司馬何以並不能博一秀才，玷有先於此大於此者，何不此之恥，而漫為誇說，使人轉笑筱公付託之非，易一人而如此焉，司馬謂其尚有良心乎？此其一。販煙有誅，宿娼有禁，司馬所律以殺人刑人者，而煙膏鬻自三軍，府則容之，官妓三名，聚宿三軍，府則躬與之，不知何以對所殺所刑之人而無愧，此其一。教練新建營會辦朝鮮防務，司馬所得預者，軍事耳，此外朝鮮一切政事，豈應越俎。而尹泰駿之被褫歸第，李祖淵之解去兵符，司馬公然為關說；張敬夫所購湖桑，必不值一萬四千金，此中弊竇，人人所曉，司馬公然為之主持。司馬今日方謂憑我一言，何事不辦，以此自鳴得意，雅不顧有識之嗤於其後，此其一。筱公於北洋三十餘年之舊部也，孝亭亦三十餘年之舊部。司馬於北洋輾轉因緣而竊承其呼吸者，裁年餘耳。司馬嘗為僕等說李某忌文誠公先公事，憤恨不已，今何以裁得其一札，公牘私函便一則曰稟北洋，再則曰稟北洋，豈昔所謂怨者，今已修好耶？抑挾北洋之虛聲以籠罩一切耶？抑前所云者，不過因李某方冒天下之不韙，而姑假此說以附清議之末焉？是皆不可，況北洋未必盡吞噬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亦未必盡如司馬之皈心委命於北洋，不然，愚人而徒自露其先後不侔之跡，此其一。茅少笙、紀雨農，此二人者，司馬曾親為僕等言其輕躁貪鄙、販貨挾妓之狀，且述二人酗酒辱罵筱公語，斥其病狂喪心。當時意司馬誠知人，誠然於筱公有昔賢待府主之義，今何以此而暱之。所聞司馬之議論，且如出茅紀二人之口，此其一。僕等與司馬相識，今三年矣，以司馬往日之為人，疑其不應如此，以司馬今日之行事，恐其不止如此。試為溯其源：則司馬胸中既恃家世，又謂二十許人作營務處營官，姓名見知於一新辦洋務之宰相，是曠古未有之事，又有虛憍者浮檢者圓熟者庸惡陋劣者左之右之，頌功述德，務求合乎司馬之所樂，而司馬亦遂志得意滿，趾高氣揚，而不顧蹈於不義。試為窮其流：則司馬既與尹泰駿等換帖矣，必益聯絡朝鮮之中使外務衙門，張皇體面，高掌遠蹠，使孝亭不安而退；必用兼併之術，揚此抑彼，輕此重彼，使筱公舊人互相不安而退；必借北洋以干預朝鮮一切用人行政之權；必交歡閔氏，俾國王專奏力薦，希攬防務商務之柄；必以取重於國王者，因取重於北洋，希作海關道。凡此之說，未免近於逆臆，然欲檄總兵劉朝貴為提調，分明是鬧標，分明是制郭春華，是何體制，而飭其詞曰以符體制。此次國王來函，無一不稱曰袁會辦，而孝亭轉似在牽連得書之例，此得謂非司馬之心思力量手眼之所構耶？今僕等於司馬隔若秦越，亦何樂嘵嘵，竊念當時交誼，實不忍徒引闇於知之咎，而坐視其沉迷，故痛切言之，冀大聲疾呼以寤司馬。或者謂司馬見此訊必大怒大罵，必有人助司馬大怒大罵，必來見筱公辭差，必以訊併入浮言之例，告稟北洋，以箝將來之口，而益堅北洋之信；或謂司馬雖大怒大罵，然必故事含宏，謙詞謝過，指天誓日以明無他。是二者意司馬必不出此，亦不必出此，司馬誠試思所說有虛者否？有不是者否？願司馬息心靜氣，一月不出門，將前勸讀之呻吟語，近思錄，格言聯璧諸書，字字細看，事事引鏡，勿謂天下人皆愚，勿謂天下皆弱，腳踏實地，痛改前非，以副令叔祖、令堂叔及尊公之令名，以副筱公之知遇，則一切吉祥善事隨其後矣！此訊不照平日稱而稱司馬，司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復三年前之面目，自當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氣與詞湧，不覺刺刺，聽不聽其司馬自酌之。”

六、甲午戰爭與馬關和約

甲午中日戰爭在中國近代史佔極重要的一頁，經過這場戰爭，日本才成為亞洲的強國。

光緒廿年（1894年）五月初三日，李鴻章奏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共率蘆榆防兵四營援朝。聶士成率前鋒800人先發，初六抵朝鮮後，兩天後葉志超亦趕到，合屯牙山。牙山在仁川之南，成歡之西，去漢城150裡。

清廷當時判斷日本因明治維新後，議會可能阻礙政府，所以日本不會出兵朝鮮，因此在清兵出動後，根據《天津條約》照會日本，說明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