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恰恰不善於搞政治。我們感到要在秩序和自由之間搞平衡是很難的。我們走極端——不是秩序大多自由太少，就是自由大多秩序太少。”戴高樂的天才是，他有能力在法國保持兩者之間微妙的平衡。

因為戴高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反對回到“黨派政權”去，許多左翼新聞記者和政治家們指責他尋求建立專制制度。他們對他判斷錯了。在法國解放鬥爭期間和解放之初，確實需要戴高樂所謂的“某種君主制度”。當環境許可時，他毫不拖延地允許人們選擇自己的政府。他從不向統治權屬於人民的原則提出挑戰。但是他相信，統一意見的領導就是沒有領導，總統或總理必須領導議會而不是跟著議會跑。

在1945年後期，戴高樂認識到他在這場爭論中失敗了。

第四共和國憲法建立的是控制著一個軟弱的行政機構的、有無限權力的立法機構。他深信應辭去政府職務，應該在“事情把人甩開之前，從事情中擺脫出來”。他召開了一次內閣會議，宣佈了他辭去職務的決定後，遽然大步走出了房間，引退了。

他堅信法國召他來領導的時刻會到來的，但是要按照他自己的條件來領導。戴高樂又一次表現出他的預見性，他的時機終於來到了。

他有一種命運感，並不想為當總統而當總統。只有在他覺得唯獨他能實現國家所需要的領導時，才願意當總統。在政治活動中，人的成年和童年的區別是：童年想要高位以出人頭地；而成年想要高位則是做一番事業。戴高樂想要權力，並不是為了權力能為他做些什麼，而是為了用權力去做些什麼。

在放棄權力不到一年半的時間裡，戴高樂發動了一場氣勢磅礴的運動去奪回權力。他改造自己的個性，以求能成為偉大事件中的主宰。現在他輕蔑地注視著別人笨拙地處理小事情。

由於不耐煩再繼續等待法國來召回他，便發動了一場政治運動，建立了法蘭西人民聯盟，使自己重登政壇。

1947年，冷戰的陰雲剛在地平線上出現，法國人民正忍受著物資匾乏、工資低、物價高的折磨。戴高樂沒有去關心他們的生活瑣事。他說，他解放法國並不是為了“操心通心粉供應定量問題的”，相反，他矚目於全球力量的問題，並宣告法國的偉大。

在那些混亂的歲月裡，被法國人經常稱為“暴風雨中的人”的戴高樂，他的政治股票戲劇性地上漲了。1951年，法蘭西人民聯盟在議會中贏得的席位比其他黨派要多。從一開始戴高樂就禁止他的代表們支援任何政府，這道命令的奇特效果，是使法蘭西人民聯盟與共產黨結成了事實上的聯盟。

由於來自左、右兩翼頑固的反對，幾屆中間派政府接連下臺。但是，情況儘管如此，他們到五十年代初期時，還是幾乎不費氣力而在改善國內和國際處境方面取得了成功。事實上，第四共和國的政治家們是沾了這位“暴風雨中的人”的光。戴高樂似乎也承認：“共和國政府治理不好法國，但它把自己保衛得不錯。”——這是戴高樂在失望中向來訪者說的話。

到1952年時，法蘭西人民聯盟顯然已經不可能打倒第四共和國了。在戴高樂命令他的代表們拒絕籌組政府的邀請後，黨的紀律渙散了。到1953年，背叛聯盟的人越來越多，法蘭西人民聯盟在議會里的地位微弱。在以後的幾次市議會競選中，由於境況淒涼，戴高樂便脫離了這個運動。

法蘭西人民聯盟這一段長插曲證明，一個聰明的領導人並不一定是一貫正確的。戴高樂對未來看得很遠，但是有時現實卻愚弄了他。有時他對他的人民有一種本能的敬畏情感。在其他的時候，他又不關注人民的心情，他的政黨的失敗就是一個恰當的例子。他對議會制政體的批評將證實是有預見性的。但是時機還未成熟，他為實現預言所做的努力卻帶來了災難住的後果。

造成戴高樂重新掌權的危機起源於1954年下半年，阿爾及利亞的部分穆斯林人組成了民族解放陣線，並且開始發動游擊戰爭來反對法國的殖民當局。戰爭拖延了多年，隨著戰爭受挫，法國軍隊的殘忍性在增長著。第四共和國的政治家們表明，是戰是和，他們自己都沒有能力來結束這場戰爭。

1958年，這個政權無力解決它在阿爾及利亞遇到的各種問題，因而導致了一次政府危機。特別是1954年軍隊在印度支那蒙受失敗的恥辱後，法國軍隊已下定決心，將不惜一切代價使法屬阿爾及利亞仍歸屬法國。戴高樂派人士、右翼政治家和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殖民主義者與軍隊站在一起，組成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反對法國政府，準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