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知道向什麼方向引導，是偉大領導人的領導藝術核心。領袖這個詞就蘊藏著有充當嚮導能力的含義，在擬定通向未來的航程時，眼光超越了目前的情況。我在1969年訪問法國時參見“‘真正的’社會主義”。，戴高樂對我說：“我要為後天的報紙製定政策。”大多數領導人被糾纏於當天報紙的大標題新聞及瞬間的壓力，結果就見不到長遠的前景，然而戴高樂並不是為“瞬間”而活著，他是利用“瞬間”的人。

在戴高樂出名之前很久，他就顯示出一種超過同時代人觀察事物的天才。實際上，在反對馬其諾防線的爭論中，在作出反對向希特勒投降的決定時，在反對草率地拼湊第四共和國的政治體制時，他基本上都是孤立無援的。然而，在所有的這些問題上，事實證明他都是正確的。

1934年，戴高樂在一本名為《未來的軍隊》一書中，概述了他關於現代化戰爭性質的理論。他爭辯說，由於技術革命：內燃機的發明，那種事先精心策劃好的戰略已經過時。他寫道：“機器掌握了我們的命運。”各種機器改變著生活的各個領域，戰爭也不能例外。

他建議組織一支由十萬精銳部隊組成的軍隊，這支軍隊將包括六個全部機械化的師。他又強調說，機動性和攻擊性的打擊力量在下一次戰爭中將取勝，正象數量上佔優勢和防衛火力上優勢在上次戰爭中取勝一樣。

戴高樂的思想在法國不受歡迎。亨利·菲利普·貝當元帥把這本書斥之為“打趣話”。馬克西姆·魏剛將軍稱之為“一種惡意的批評”。

《未來的軍隊》的銷售量不到一千五百本。然而其中的兩百本流入了德國，在那裡人們仔細地閱讀著這本書。1934年，法國新聞記者菲利普·巴爾見到了阿道夫·希特勒和阿道夫·休亨林將軍——德軍摩托化部隊司令。在交換對於機械化戰爭的看法時，休亨林問巴爾：“我的偉大的法國同行為發展這些技術正在做些什麼呢？”巴爾從未聽說過戴高樂，所以他看上去有點茫然不知所對。這位德國將軍又提示說，“我是說你們的偉大的摩托化專家，你們的戴高樂上校。”

他的建議給德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對法國人卻沒有。戴高樂在德國人入侵前四個月寫的一份備忘錄中大聲疾呼，不管法國政府把馬其諾防線加強得如何好，敵人可以摧毀它或繞過它。他警告說，如果突破一個缺口，那麼整個馬其諾防線就會崩潰，汽車到巴黎只有六個小時的路程。正如他在《未來的軍隊》一書中所說的：“在上一世紀，每一次巴黎被侵佔，法國的抵抗力量在一個小時內就被瓦解了。”1940年6月14日，那個時刻又到來了，戴高樂的預言成了現實。

儘管法國抵抗力量在德國人面前瓦解了，戴高樂看到：戰爭並未結束，而只是真正的開始。那時看到這點的法國人並不多。他飛到英國，決定繼續抵抗，即使他的政府不願抵抗。他堅持說：“法國輸掉了一次戰役，但是並沒有輸掉這場戰爭。”

在他第一次從倫敦發出的廣播呼籲中，戴高樂宣佈法國不是孤立的，因為法國的戰鬥已經點燃了另一次世界大戰之火。

他說，法國的殖民地在英國海上優勢和美國軍火生產上的巨大潛在能力的支援下，能把這場戰爭繼續進行下去，並能最終取得勝利。那種先見之明使得戴高樂永遠活在法國人民心中，使他有可能在那個極為黑暗的年代裡，成為法蘭西靈魂永燃不熄的火焰的看守人。

戰後，戴高樂對法國所抱的希望在“政治不變”這塊巨石上碰得粉碎。儘管法國人把戴高樂擁為救世主，但是對他建議的各種憲法修改方案卻置之不理，因而使戰前的政治家和各政黨能迫使他下臺。

戴高樂反對恢復第三共和國的議會制度，因為他認為由於軍事政策不健全而導致的1940年的慘敗，應歸咎於議會制度。

那時有那麼多的政黨，但沒有一個政黨能獲得多數票，得以制定出一個合理的軍事政策來。吵吵嚷嚷的會議與霍布斯所描寫的自然界狀態一樣，是一場一切人與一切人之間的混戰。戴高樂警告說，如果議會制恢復的話，那麼議會政府只能產生一系列極其軟弱無能的聯合內閣。這些內閣在最輕微的政治震動下就會倒臺。正如許多年後他說的：“議員們只會使行動癱瘓，他們不能發動行動。”

戴高樂知道，法國在本質上是一個拉丁民族的國家。一度為波多黎各總督的路易·穆納茨。馬林講到自己的拉丁傳統時，曾告訴我：“我為我的拉丁傳統而自豪。我們對家庭、教會的忠誠，在哲學、音樂和藝術方面的貢獻是令人羨慕的。但是我們拉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