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記憶的是最後幾次會見，那時我們都是以各自國家的總統身分聚會的。

1969年2月28日，美國空軍一號飛機在法國奧利機場著陸。這是我作為總統第一次出訪的倒數第二站。我永遠忘不了抵達時壯觀的歡迎儀式——巨大的紅地毯，雄壯威武的儀仗隊，新裝飾起來的接待大帳篷。當戴高樂既不戴帽子又不穿大衣在寒冷的氣候中站在舷梯旁時，他似乎比所有的人都高大。

起初，我認為他安排一場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歡迎儀式，可能是因為我代表的國家的重要性。但是維蒙·沃爾特斯對我說，戴高樂堅持對於來訪的小國元首也給予同樣隆重的接待儀式。他對小國領導人與大國領導人同樣地尊敬。這種政策可能起源於他的懷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受到盟國降低他身分的接待。這種政策非常英明，它有助於擴大法國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響。在外交禮節上的怠慢和失誤，無論有意無意，對弱小國家領導人的影響遠遠大於對大國領導人。

愛麗捨宮的盛大國宴和凡爾賽宮的精美午宴，使人經常想起法國過去和今天的光輝。但是訪問的最精彩的部分是我們進行了十個小時一對一的會談。會談中他不僅表達了他對法美問題的觀點，還有他對整個世界的看法。我們話題的廣泛，就象從大特里亞農宮會談地點可以看到的井井有條、綿延不斷的宅園似的。他用手優雅地做了一個橫掃一切的動作說：“路易十四就是在這所房間裡統治歐洲的。”在輝煌的凡爾賽宮裡，戴高樂看上去完全就象在家裡一樣隨便。他不擺架子，但是從他身上卻散發出一種莊嚴威武的氣息。

在會談中，他的表演——我不是用這個詞的貶意——令人驚訝。他有時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有時則冷靜而從實際出發，但始終口齒明亮清晰——象麥克阿瑟一樣——他說的話並不總是正確，然而他總是堅信不疑。

我們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西方對蘇聯的政策。戴高樂的某些詆譭者給他貼過僵硬的、右翼空想家的標籤。但他是一個冷靜求實的人。他鼓吹對俄國人實行緩和的政策，儘管他知道蘇聯的威脅是戰後歐洲生活的主要事實。他相信蘇聯人是願意改善關係的。他解釋說，由於被中國纏住，蘇聯人傳統的懼怕德國的心理現在更加厲害了。他說：“他們是從可能與中國發生衝突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他們知道他們不可能同時與西方作戰。因此，我相信他們最終會選擇與西方重新和好的政策。”

他繼續說：“至於西方，我們有什麼可選擇的呢？除非你準備進行戰爭或推倒柏林牆，否則就沒有其他可接受的替代政策。爭取緩和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如果你不準備發動戰爭，那就講和吧！”

然後我們轉到自北大西洋聯盟成立以來就一直令人煩惱、並且至今仍然棘手的問題。我問：“如果俄國人採取行動，你估計他們相信美國會用戰略核武器作出反應嗎？歐洲人是否相信我們會採取用大規模常規地面部隊的進攻或以這種進攻作威脅，來回敬蘇聯的進攻呢？”

在我提的問題翻譯完後，他在回答前似乎等了一分鐘。然後他用仔細斟酌過的字眼回答說：“我只能替法國人回答。我相信，俄國人知道美國不會允許他們征服歐洲的。但是，我們也相信，如果俄國人進兵，你們不會馬上使用核武器，因為那將意味著要費盡一切努力，使每一個被殺死的都是對方的人。”

如果俄國人和美國都使用戰術核武器的話。他繼續說，“歐洲就會被毀滅。西歐和英國會被蘇聯的戰術核武器毀掉，東德、波蘭、捷克和匈牙利會被美國的戰術核武器毀掉。歐洲的局面確實會是悲劇性的。與此同時，美國和蘇聯將不會受害。”

由於這種想法，戴高樂顯然認為這個問題已結束了。但是第二天，他巧妙地重新談起這個問題。我們開始談論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歐洲大多數國家的災難性後果。他把多少卷歷史壓縮成一句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有的歐洲國家都亡了國，兩個國家被打敗了。”大約在戴高樂去世前一年，他對馬爾羅說：“斯大林對我只說過一句真心話：‘到頭來，死亡是唯一的勝利者。’”想起這兩種議論，我認為在我們的會談中，戴高樂是在告訴我，如果發生核戰爭的話，那將不會有勝利者，只有戰敗者。

按照他的觀點，唯一理智的東西方關係政策是威懾與緩和相結合的政策。

當我問到他關於共產黨中國時，他說他對“他們的意識形態不抱幻想”。但是勸說美國不應該“讓它們離群索居”。1963年，他又向我表示了同樣的見解。他的想法恰巧和我們一模一樣。我告訴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