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俄國人談判時，我或許也要“在中國問題上有長期的打算”。我接著說：“十年以後，當中國已經在熱核方面取得相當進展時，我們就沒有選擇的餘地了。我們和他們的交往要比現在多，這是極其重要的。”戴高樂同意並對這句話使用了一個巧妙的修辭手法，他說：“如果你們在它增強到迫使你們承認它之前就承認它，那就更好。”

戴高樂很少利用聯合國，他曾經輕蔑地在我面前把聯合國描繪成一部“機器”。邱吉爾對聯合國的態度與戴高樂的態度極其相似。這位英國領導人曾經對我說過：“沒有一個偉大的國家對一個涉及到自身生存的問題，會允許由別的國家來作出決定。”戴高樂曾經對艾森豪威爾說：“你非常贊成聯合國，是因為你仍舊控制著它，但是正是你們和蘇聯由於完全不同的原因促使‘獨立運動之花盛開’，要不了多久你們就不能再控制它了。”他繼續說，蘇聯支援反殖運動來製造和利用權力真空，而美國也同樣地幹，因為它在這樣一個錯覺下生活著：“喬治·華盛頓是一個把英國地主驅逐出去的印第安酋長。”

他向艾森豪威爾預言，由於世界上兩個最強大的國家要求結束殖民統治，“你將失去對聯合國的控制而由發展中國家和城邦控制，它們不可避免地很容易被蘇聯所操縱，但到那時，你將使聯合國成為一個人人崇拜的偶像，當他們命令你去幹和美國的常識和利益相違背的事情的時刻來到時，你將不得不服從。”儘管這對美國甘心向聯合國低頭作了誇張，但這是對聯合國中將要發生的問題所作的預言性分析。

我們在1967年和1969年花了許多時間討論了越南問題。

1967年他向我建議，作為總統候選人，我應該用在儘可能好的條件下儘早結束這場戰爭的諾言作競選綱領。戴高樂不象阿登納，他認為蘇聯要求結束印支戰爭。他告訴我，在一次會議上，柯西金為這場戰爭給蘇聯帶來的問題感到沉痛。他說蘇聯領導人把他的拳頭猛擊另一隻手的手掌說：“你不知道，東南亞的這場戰爭給俄國的預算帶來了多大煩惱。”

我認為戴高樂通常很敏銳的判斷在這個問題上是錯了。他認為，一個領導人的最大責任之一是使經濟完善、通貨膨脹下降和維持幣值穩定，他似乎認為蘇聯的領導人會用類似的眼光看待他們的問題。當時我認為並非如此，現在我也認為並非如此。雖然，預算問題確實是蘇聯領匯入關切的問題，但是他們對追求擴張主義目標的重視，超過了對國內經濟問題的重視，因為他們可以對人民的抱怨充耳不聞。

在1969年我與戴高樂的會談中，他敦促美國從越南撤出，但不要急轉直下——用他的話來講，不要“象是崩潰”。他看到撤退會給我在政治上帶來困難。他說，他的“令人痛苦的”從阿爾及利亞——“法蘭西的一部分”——撤走的決定，遇到的困難甚至更大。但又說這對他來說是唯一可走的道路。

他認為，為了與蘇聯成功地進行談判，美國必須使自己從越南擺脫出來。在一定程度上戴高樂的看法是對的：要是沒有越南這場戰爭，我們與蘇聯的關係本來不會有那麼多的麻煩。

但是僅僅撤退能否改善談判的氣氛還是另一個問題。1972年第一次莫斯科最高階會議前不久，北越在南方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襲擊。大多數專家勸告我說，美國採取任何一項有力的反措施都會破壞最高階會議。我拒絕了這個勸告，下令轟炸河內和對海防港佈雷。這是俄國人能明白的語言，非但沒有破壞最高階會議，我確信它促進了他們向前走的願望。

儘管我並不總是同意戴高樂的意見，但他總是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三天的會談中，他講話時，面前沒有字條，身邊沒有顧問。我遇到過的領導人中沒有一個人在討論任何題目或世界任何一部分的問題時能夠超過戴高樂的才幹、智慧和不時表現出來的深刻洞察力。

在1962年2月，我們舉行巴黎會議之後一個月，在他飛越大西洋弔唁他的朋友和戰時盟友艾森豪威爾時，我又見到了他。

艾森豪威爾是三月二十八日去世的。我們在白宮會見一小時，討論了當前國際形勢的發展狀況。

戴高樂再次勸說我採取步驟，儘可能快地結束越南戰爭。

另一方面，他認識到我們也不應該慌張地撤退，而應該有步驟地和有計劃地撤退。他確信，一旦我們結束了這場戰爭，美國的力量和威信會大大提高，全世界對美國的信任會重新恢復。

我告訴了他我們提出的撤退計劃，而且說我們已經在秘密地與北越人接觸。並補充說，我們相信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