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看出他對她深摯的愛慕和尊敬。正如這個家庭的一個朋友曾經說過的：“很少人知道這位將軍是多麼依賴伊馮，這些年來她一直支撐著他。”

戴高樂夫婦有三個孩子：菲利普、伊利莎白和安妮。人們不能總根據家庭來對一位領袖作判斷，但是在戴高樂的事例上是可以用來作判斷的。如果一位領導人的孩子不成器，這經常是由於他們沒有能適應政治金魚缸中的緊張生活。如果他們成器，這通常是因為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浸透了使領導人政治生活活躍的價值因素。在戴高樂的妻子和孩子身上反映了他的古老的俠義氣質，他的基督徒價值，他對婦女的極大尊重，和他對家庭生活的熱愛。他的家庭是他極為感人的遺產之一。

菲利普·戴高樂極象他的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戰鬥的法國人一起英勇作戰。他現在是法國海軍的一名上將。當1980年我在巴黎見到他時，他陪我到他父親在野時的住所參觀。將軍私人辦公室的簡樸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裡沒有華麗的傢俱和精緻的油畫，只有一些要散架的桌椅，一架舊打字機和幾件紀念品。這些年來，我注意到那些偉大的領導人不試圖用寬敞的辦公室來向客人炫耀，不管他是一位政府、商界或者各行各業的領導人。常見的是這樣一條規律：越是小人物才越堅持要大辦公室。

戴高樂海軍上將告訴我，他對政界沒有興趣。他說，他唯一的抱負是作為一名海軍軍官為國家效勞，不幹任何有損於“將軍”體面的事情。戴高樂的女兒伊莉莎白與一位陸軍軍官結了婚，她具有她母親的簡樸、優雅的特點。

在我與戴高樂夫人的一次談話中，她令人感動地談到了政界人士培育子女並使他們過正常生活的困難。雖然她當時沒有提到，但我感覺到，她想的是他們在第三個孩子身上所經歷的痛苦。安妮先天智力遲鈍，死時才19歲。尼克松夫人回想起戴高樂夫人在華盛頓時，對出席上流社會的晚會或觀看歷史遺蹟沒有興趣，她只想參觀兒童醫院和兒童養育院，看看人們是如何照顧智力遲鈍的孩子的。

如果對戴高樂是否缺乏人類全部感情還有疑問的話，那麼安妮悲慘的一生和去世的事實肯定會使這種疑問消除殆荊伊馮·戴高樂在生第三個孩子前不久被汽車撞了，她沒有受傷，但可能休克了。她生了安妮後，醫生告訴戴高樂，他們的女兒將會智力遲鈍，可能永遠不能說話。他們絕望了。戴高樂夫人有一次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只要安妮能象其他正常的小姑娘一樣，夏爾和我願意犧牲一切：健康、我們所有的錢、前程、事業。”他們深深地喜愛安妮，不願和她分離。當有人建議他們把她送進養育院時，戴高樂回答說：“她沒有要求來到世上，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使她高興。”

在安妮短暫的一生中，戴高樂是唯一能使她發笑的人。當他和她在一起時，他拋開了全部的尊嚴。科隆貝的一個鄰居回憶起戴高樂“和她手拉手繞著院子走，撫摸著她並悄悄他講著她能理解的事”。據傳記作者瓊·雷蒙德·圖爾努說，他常常和她跳小快步舞，為她表演短小的啞劇，唱民歌給她聽。他甚至讓她玩弄他的軍帽，一見到這頂軍帽，她的眼睛就閃閃發光。

在她高興時，她會發出近乎清晰的聲音，象別的孩子一樣地笑。圖爾努寫道：“然而，她感到疲倦，但很快樂，拉著她父親的手去睡覺。”

戴高樂盡全力保護著安妮，使她不與愛好打聽的人和報界接觸。戰時在英國期間，他禁止攝影記者在他鄉間住宅拍照時把他的孩子們拍進去。因為他知道，安妮在場不在場都會引起議論。別的孩子們逗弄她，因為她與別人不同，她的痛苦是複雜的，因為她不知道為什麼她與別人不同。

戴高樂一家害怕他們死後沒有人保護她。因此，他們設定了一筆託管基金，以保證安妮會得到適當的照顧。他們用自己微薄的財力，在米龍·拉·尚貝爾附近的一塊林地上買下了一座城堡。聖雅居教會的修女同意為這所養育院配備人員，養育院在1946年開張了。後來，戴高樂擔保用他的回憶錄的大部分版說來維持安妮·戴高樂基金的償付能力。

1947年，安妮在二十歲生日前不久死於肺炎。在科隆貝普通公墓的墓地上舉行的一個簡短的私人儀式結束時，戴高樂和伊馮滿眼淚水，一聲不響地站著，過了一會兒，他拉著她的手說：“走吧，現在她和別的孩子們一樣了。”

歷史上難得找到一位像戴高樂那樣把所有令人起敬的品格集中在一身的領導人。他是人又是超人。1960年我有幸被他邀請去愛麗捨宮。我與戴高樂歷次會見中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