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不倚的立場，這種正確觀察事物的能力，在政治領導人中是少見的。但對於一個試圖東山再起的人來說，它又是絕對必要的。

戴高樂的一位同僚寫道：“寫這本回憶錄使他成為一個政治策略家”，在他1958年當上總理後不久，這一點變得更加顯而易見了。他要求議會給他處理國家危機的特權。舊日的戴高樂本來會要求議會給他這些權力，並用辭職作威脅，而新戴高樂知道安撫的重要性。他這個政治技工深深懂得，如果給機器加油，它就會運轉得更平穩。

當他來到議會時，他對議員們盡情打趣逗樂。在休息時，他親切地和他們聊天，來爭取政敵。他向他們保證說，他的所作所為全都是為著“使共和國更強大、更健壯、更有效和堅不可摧。”他恭維他們說：“我想要你們都知道，今晚有機會和你們一起在這裡聚會，我是感到多麼榮幸和高興。”聽了他這番話之後，那些竭盡全力試圖阻止他重新掌權的議員們都目瞪口呆。他們鼓掌喝采，同意給戴高樂想要的權力。

戴高樂也能透徹地分析美國的政治。在1960年訪美期間，他對美國即將來臨的總統選舉表示了極大的興趣。他小心翼翼地不表示出站在哪一邊，但是他確實提出了一些英明的忠告。

他告訴我，他知道我作為副總統，將要並且也應該在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政績基礎上進行競選，但是我要得到他認為時代要求我得到的位置是困難的。他非常強調地說：“你必須用建設‘新的美國’作綱領來競選”當然，我不能這樣做，因為那樣的話，我就會象是批評現政府，而我本人也正是這個政府的一員。但是，忠告是正確的。肯尼迪就是以“新的美國”這個主題來競選的，而結果他獲勝了。

1962年，我競選加利福尼亞州長失敗之後，我和我的全家去歐洲旅行並且在巴黎停留了幾天。使我極為驚訝的，並且使波倫大使更為吃驚的是，戴高樂邀請尼克松夫人和我在愛麗捨宮共進午餐，並且也邀請了波倫。

在我兩次競選失敗後，我和任何一位美國政治家都不相信我還有政治前程。因此，戴高樂的邀請似乎是一種出於客氣和慷慨的姿態。在他的非正式的午餐祝酒詞中，戴高樂說，三年前當他第一次見到我時，他本能地感到在美國的領導方面我會起到一個較為重要的作用。他說，他仍保持這一觀點，他看到我將在未來的“最高階職位”中擔任角色。

這是一個很客氣但也是很真摯的嘉勉。在我擔任總統的任期內和在聖·克利門蒂的全部歲月裡，那些來訪的認識戴高樂的法國官員們，都從來也沒有忘記對我說，甚至在美國報刊還沒有暗示過的時候，他就預言我會當選總統。

在我在野期間，我每次去巴黎旅行，戴高樂都要會見我，除非他不在巴黎，儘管他通常只會見那些執政的人物。我的意思不是說這些會見表明戴高樂特別欣賞我，然而，我個人認為，我們的尊重是相互的，並且是多年來逐漸增長的。他是一個美國政治和全球事務敏銳的觀察家，我想他可能審視了美國的政治舞臺，但是沒有看到多少領導人對世界政治有很多的理解。他也可能認為時代需要了解世界政治的領導人，所以我可能找到機會重新掌權。因此，我們的會見對他來說是一個機會，與他最重要的盟國的一位未來可能當領袖的人培植友誼，並使這位領袖理解他的觀點。

而且，我認為他把感情轉移於我是因為他把我看作是另一個懂得“在野”是什麼滋味的人。

戴高樂失敗的逆境有助於他陶冶一種吸引他的狂熱追隨者的性格。但是戴高樂寫道，一個有性格的人還需要有威嚴才能成為有效率的領導人。“他必須目標崇高，有見解，作事有氣魄，從而能在那些平庸的一般人中建立權威。”如果他滿足於平凡的事物，他將被認為是一個好的奴僕，但“決不是一個能夠肩負起人類信念和理想的主人。”

戴高樂的事業是法蘭西。沒有什麼比法國榮耀的象徵更能鼓舞他，也沒有什麼比法國的弱小和失敗更能使他憂傷。

“在我的一生中，我對法國都有一定的想法。”戴高樂在他的戰時回憶錄的一開始這樣寫道。在隨後的激動人心的段落裡，他闡述了一個極有吸引力的觀點，他談的不是法蘭西的民族國家，而是法蘭西的民族靈魂。他認為，從感情方面來說，他傾向於把法國想象成命運註定要麼取得巨大成功，要麼罹難深重的國家。“如果不是這樣，在法國的行動和業績中卻顯露了平庸，那種不責怪國家的傾向，而把責任推給法國人民的話，那我將認為是荒誕無稽的。”他的理性的一面認為：“如果法國不居前列，就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