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十二年後他又重新執政。

當戴高樂從政界退隱後，他就“在野”了。大多數政治家一旦嘗過權力的滋味，都捨不得丟棄它。美國有許多參議員在選舉中被擊敗或者退休後不願回到他們家鄉所在的州去。他們寧願呆在華盛頓，守在權力的邊緣上。但是戴高樂從不忘懷家鄉，總是口到家鄉並從那裡汲取力量。

科隆貝雙城是戴高樂的避難所——在比喻上和實際上都是“原野”。科隆貝雙城位於法國香巴尼地區朗日高原的邊緣。

它離巴黎東南一百二十英里，人口三百五十人，在大部分交通圖上找不到這個地名。戴高樂的房子——拉布瓦斯利——有十四間房間，是一座有褐色瓦頂和一端有個六角形塔的白石建築物，在樹木和灌叢的籠罩之中，遮斷了過往行人的視線。戴高樂在這個小鄉村莊園裡同外界隔絕，為了增加他的神秘感，再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環境了。

在科隆貝，戴高樂發現如果在最高的職位上可能感覺孤獨的話，那麼在其他地方可能會更加孤獨。但是這沒有什麼可悔恨的。他寫道：“在這紛繁的大千世界裡，隱居原是我所向往的，現在則是我的伴侶。幾經滄桑，還有什麼比這更能令人滿意的呢？”

儘管邱吉爾和戴高樂在戰時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都失去了領導權。然而，他們採取極不相同的方法試圖重新掌握權力。法蘭西人民聯盟的失敗對戴高樂的教訓是：在政治活動中，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很少是直線。1955年，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退出政治生涯後，他選擇了一種超然的、鄉紳的生活，幾乎沒有作過任何努力要求公開露面。他是一位偉大的演員，象多數偉大演員一樣，知道什麼時候該退場。他也是一位政治大師。直覺告訴他，尋求高位一定得象向女人求愛那樣。他遵循法國諺語的教導：“你追她就逃，你退她就退。”象艾森豪威爾一樣，他本能地知道，有時得到權力的最好的辦法似乎是不要去求它。但是等待不是邱吉爾的性格。

邱吉爾繼續在議會中領導忠誠於他的反對黨，從來沒有一個時刻不公開利用每一個可能的機會來奪回權力。兩人都成功地奪回了權力，儘管使用的手段不同。

在美國政界中，我總是勸告那些渴望得到高位的人們：心裡有雄心是一回事，而流露在外面的雄心抱負又是另一回事。

對於一個領袖人物，前看是必要而恰當的品質，後者是叫人遠避和產生反感的品質。

戴高樂每星期一次離開簡樸的外省住處——科隆貝，到他座落在巴黎索爾弗裡諾街上的辦公室和人們約談。儘管第四共和國的人們反對戴高樂當領袖，卻仍有許多熱情的人來向他求教他的政治見解。但是他們離去時經常覺得，他從與他們的談話中所得到的要多於他們。透過這些會見，戴高樂變成了法國對第四共和國活動方式和失敗經過的最好的見證人。

他還與狂熱地獻身於他的擁護者保持接觸。這些人在他失敗時甚至比他在勝利時更效忠於他。他們是戴高樂極其重要的政治資本，形成了支援他的核心，使他能在時機來到之際抓住機會，重新掌權。當他掌權時，他們也給他以強大的、可靠的支援，這種支援在危機時刻，對於一位領袖是不可缺少的。

他的許多追隨者中，更多的是被他本人所吸引，而不是他的思想。在政治上比戴高樂更左的安德烈·馬爾羅是如此地被戴高樂的性格迷住，以至於成了一個近乎卑躬屈膝的支持者。

在我第一次訪華前不久，在為馬爾羅舉行的一次白宮晚宴後，當我陪他走向他的汽車時，他用崇拜的口吻說到戴高樂：“我不是戴高樂——沒有人是戴高樂，”他說：“但是如果戴高樂在這裡，我知道他會說些什麼，‘所有那些理解你正在從事什麼的人向你致敬！’”個人崇拜經常隨著被崇拜的人去世而消逝。戴高樂主義並非如此，這是由於對戴高樂的懷念，戴高樂主義甚至現在在法國的政治生活中仍起著重要作用，即使其作用在減弱。戴高樂在科隆貝居住的年月裡，他經常會見這些追隨者，培育他們對他忠誠的情緒。

最重要的是，在他政治上被放逐時期，戴高樂變得更加聰明起來了。阿登納告訴一位記者，在科隆貝的那些年月裡，“對他好處極大，現在他成了西方最能幹的政治家了”。偉大的領袖人物們總是從錯誤中比從成功中學到更多的東西。戴高樂在他的三卷《戴高樂回憶錄》中重新檢討了自己的行為。在論述他的行動時，常常以檢查當時可能採用的別的方案的價值，來重新估價他的行動。為了進行這樣的重新評價和自我批評而必須具備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