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最困難時刻盼望好日子來臨時才存在。

但夏爾·戴高樂並不是光靠象徵、口才或演技來創造戴高樂將軍的。還靠他在公眾中露面的全部場面——依靠情節、背景、精湛的表演技巧、常常由他自己編造的巧妙的雙關語的準確性等等，去爭取各種觀點完全不同的人群的支援，因為他的講話對興趣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戴高樂將軍是一個門面、但不是假門面。它的後面是一個有熱情、智慧和訓練有素的人。這個門面象是一座大教堂前的雕塑，而不是好萊塢的那種背後空無一物的騙人道具。

神秘可以誘惑人但是不能吸引人。為此，領袖人物需要的是戴高樂稱之為性格的東西。大多數人把品質看成是道德的力量和堅韌性，但是戴高樂給領導的品質下的定義是強烈的願望和發揮自己意志的內在力量。他說：“把一個人放在他同輩之上，只有在他能夠用他來自性格的、給共同的任務以推動力和完成任務的把握時，才可說得上合理。”

戴高樂在文章裡說，在面臨事物的挑戰時，具有性格的領袖就躬身自問，只依靠自己。具備這種“追求獨立自主”精神的領袖，“在困難中可以找到特殊的樂趣”，因為只有在和困難搏鬥的時候，他才能檢驗並擴大這種精神的極限。他在作出決定時毫不畏縮，而是採取主動，大膽地去迎接這種時刻。

他寫道，有性格的領袖能使集體的努力秩序井然。“統洽集團中自命不凡的笨蛋們”——腦海中一直想著如何保住他們的等級地位和職務的軍人們和部長們，永遠不能博得別人的信任和熱情。因為“他們是寄生蟲”，他們奪取一切，而什麼也不給別人；他們是群軟骨頭傢伙，兩腿永遠發抖，他們是些跳娃娃，只要一有機會，就會毫無顧忌地背叛變節。

他又寫道，只有在那些用行動證明自己品德的、勇於正視並克服困難的和“不借一切犧牲的”領袖們才能贏得群眾。他還說：“有這種性格的人輻射出一種磁力。對追隨他們的人來說，他們是取得最後勝利的象徵和希望的化身。”

具有性格的人，首先不是博取他上級的歡心，而是極力忠於自己的職守。他那帶刺的個性和不講情面的行動，使他得不到那些不懂得應該使用有堅強意志的下屬的上級的寵愛。他寫道：“國家最好的公僕，無論他們是軍人還是政治家，極少是那些最溫順的人們。主人必須具有主人的智慧和勇氣。最糟糕的政策是不任用性情梗直的人。理由呢，充其量只是他們難以相處罷了。和睦相處的關係，在事情順利的情況下什麼都好，但是到了危急時刻就要導致災難。”這可能是在下意識地描繪他自己。

戴高樂經常勸告其他領導人要堅強，要依靠自己，最重要的是獨立自主。戴高樂向對他懷有深切敬意的伊朗國王說：“我對你只進一句忠言，然而卻是很重要的一句：把你的全部力量投入維護獨立自主上去。”1961年，他勸告肯尼迪總統採取一項一直在指導他的行動的原則：“只聽從你自己的！”1969年，我們乘車從機場進入巴黎市區時，他轉身朝著我，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說：“你看上去年輕、精力充沛、大權在握。這很重要，要保持下去。”

戴高樂的戰時領導，體現了他關於性格的觀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艱鉅任務擺在他面前時，他顯示出了非凡的熱忱。在這點上，戴高樂很象毛澤東。當面對重大考驗時，這兩個人似乎都承擔起建立新生活的使命。但是，不同之處是，毛澤東打亂舊秩序以發動鬥爭，戴高樂是用鬥爭求得秩序。

當週思來和我驅車前往北京機場時，周恩來講到毛澤東回到離別三十二年的故鄉時寫的一首詩。他說，這首詩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逆境是良師。我同意這一點，並且指出，競選失敗的痛苦確實比在戰爭中負傷的痛苦還要大。後看只傷害了身體；前者卻傷害了精神。但是，競選失敗有助於發展力量和增強性格，這對未來的戰鬥是必不可少的。我提到戴高樂不掌權時所度過的十二年有助於鑄造他的性格時，周恩來表示同意，並補充說，在整個人生道路上一帆風順的人都不會增長才幹。

一個偉大的領袖只有逆流而上，而不是隨波逐流時才能增長才幹。

有些政治領導人從未遇到過逆境；有些從來克服過逆境。

只有少數人是逆境造就的，戴高樂就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他對逆境並不陌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傷得如此嚴重，差一點死在戰場上。結果被俘，被囚禁，一直到戰爭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進行戰鬥，以挽回法國的榮譽。勝利後不久，他又被全國所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