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日本式的東西，而又沒有被完全日本化”。

我不知道，利比英雄本人是否願意領受這樣的褒獎之詞。

恐怕不會很高興吧。

如果我用法語寫小說（儘管我寫不了），即使被法國的評論家稱讚道“掌握了法國式心理小說的精髓”，或是“以感人的語言描繪了徘徊在兩種語言之間的自己”，咱心裡也是不會暢快的。

如果是我，倒希望評論家們能超越是由哪國人所寫的這個表面條件，而只就一點“作出判斷”：即作品本身作為文學，究竟“值得一讀”，還是“不值一讀”？（因為我畢竟不是作家，所以還是不明箇中究竟。）

這位作家“雖然有病在身，卻能以健全之人的身體感覺去進行寫作”，或是“雖然出身貧寒，卻擅長於描寫上流社會”，抑或“雖然飽嘗不幸，卻把幸福家庭描繪得栩栩如生”。難道評論家們把上述這些也算作“文學性的分值”計算在內嗎？

毋庸重複，在是由“誰”寫的這一點與評價作品的基本判斷標準之間，其實毫無關係。

作品必須作為作品本身來進行評判。

如果說果真存在著所謂作家的最大野心，那麼一定是：在沒有公開“作家是什麼人種”、“母語是什麼語言”、“信仰何種宗教”、“政治信條又是什麼”等表面資訊的情況下，其作品仍然受到眾多讀者的追捧，並被反覆地閱讀。

我就是這樣認為的。

評論某位作家的時候，即使會論及束縛著他的種種東西，比如信仰上的制約、民族意志上的偏見、意識形態上的侷限等等，那也是為了研究“儘管如此，他還是贏得了世界性”的理由，而絕非其反。

如果就村上春樹與“本土的羈絆”之間的關係，出現了某篇具有建設性的評論文章，那麼，它必定應該提出這個問題：“村上春樹是如何從本土的羈絆中解放自我，進而獲得世界性的呢？”

村上春樹旨在成為無國籍的作家，這恐怕是事實。然而，“無國籍的作家”與“世界性的作家”，兩者相距千里。評論家們為何不把他們的知性資源投入到解析這“千里之遙的差距”中去呢？

關於“激劇欠缺的東西”①（1）

第四章　村上春樹與評論家們

第三節　關於“激劇欠缺的東西”

村上春樹是一個在“文壇”上很孤立的作家。

從他登場之時起，純文學評論家們就沒有給過他太高的評價。甚至可以說是評價“異常”低下。以肯定態度接受村上春樹的人，都是些喜歡瀏覽諸如《BRUTUS》或《寶島》一類雜誌、所謂“通俗而輕浮，具有都市派趣味的浮躁傢伙”——這種評論家們當時抱有的固定看法，日後不久就化作了定論。

誠然，村上春樹是在20世紀80年代高度消費社會的語境中登場的，受到“通俗而輕浮的”年輕人們的狂熱支援，也是事實。然而，如果認為作品的社會性格是由受到何種人的支援來決定的，那麼，這種推斷實在有失合理性。某朝鮮領導人非常喜愛好萊塢的電影，但卻沒有人據此推斷好萊塢電影具有朝鮮風格。儘管如此，當村上春樹的作品引起了某些都市生活者的共鳴，認為“簡直就像是在描寫自己一般”（即便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誤解）時，卻有為數不少的文藝評論家們以此為憑據，不容分說地斷定，村上文學所面向的物件乃是被電通①和Magazine　House②之類的媒體操縱者所煽動起來的頭腦簡單的天真讀者。而且，雖然自村上出道以來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但這一裁定仍然像“魔咒”一樣糾纏著村上春樹。

現在，村上春樹的作品被翻譯為各國語言，英、法、德語自不待言，還出現了漢語、俄語、波蘭語、印尼語、韓語、冰島語、土耳其語譯本。海外眾多的文學研究者都致力於解析其作品的魅力，而且以英語圈為中心，甚至出現了將村上春樹的風格視為範例的“村上追隨者”。2005年，《海邊的卡夫卡》被《紐約時報》評選為“年度十大佳作”之一，作家本人也在2006年榮膺“弗朗茨？卡夫卡獎”。人們一致認為，村上春樹是當今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日本作家。雖然如此，在祖國的評論家當中，卻很少有人致力於冷靜地分析村上春樹在世界範圍內人氣暴漲的理由。

對此怎麼也想不通。

就其本性而言，對批評的知性具有強大吸引力的，理應是那些“無法解釋清楚的事情”。如果只挑選出三言兩語就能說清的事情，將其嵌入某種定式中加以衡量，並據此裁決作品的優劣，這樣便宣告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