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三十里設一驛站，鹿泉縣距離真定百餘里設有兩座驛站，一行人經過一天的趕路在距離真定不到三十里的驛站停了下來，通常官府直接徵用當地富戶充當驛站的負責人，稱“捉驛”制度。

在捉驛制度下驛站的負責人稱為驛將，聽起來挺威風的，其實就是一名最低階的軍官，也稱驛吏，自然算不上有什麼編制，屬於徭役一種，百姓都唯恐避之不及。

驛站建立的主要功能是傳遞傳遞朝廷的文書和軍報，來往的客商也都喜歡在此停留落腳，就是圖一個安全。

畢竟沒多少商賈願意在偏僻之處開設客棧，這和後世喜歡在主要幹道上開店經商觀念完全不同，就算官道上平時客流也很稀少，大多數都是往來穿梭的商賈，沒事出門旅遊走親訪友在唐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原本門可羅雀的驛站門口橫七豎八的躺著不少南下的流民，看見甄乾車馬停靠在驛站門口，顫巍巍的直起身子想靠前討一口飯吃，立即被護衛阻攔下來。

“甄郎，這一路上的流民為什麼越來越多？”

藤原刷雄大發善心的散了一把銅錢，引起了流民的哄搶，一時間驛站門口雞飛狗叫好不熱鬧。

“天寶九年關中大旱，翌年河南蝗災，今天北方大雪來的早，北方糧食歉收，可朝廷卻沒有減免稅賦，這些人不逃難還能怎麼樣！”

歷史上開元、天寶年間氣候溫暖潮溼，平均溫度要高於同期一度以上，這種氣候顯著的結果就是容易發現水旱災害，而伴隨著旱災，蝗蟲就會大量的繁殖，引發連鎖效應。

蝗蟲在後世人眼裡屬於害蟲，產卵很厲害，尤其是在乾旱的環境裡，蝗蟲繁殖、生長發育更加有益，較乾旱的季節裡，土壤堅實含水量少，最適合他們產卵，而且乾旱使得蝗蟲能大量繁殖迅速生長，數量集聚到一定程度就變成了蝗災。

古人相信“天人感應”之說，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災害天譴說”，認為自然災害的發生，與現實政治的過失是有關聯的，乃是上天對統治者的警示，“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這成為後世中國士大夫一以貫之的基本政治倫理。

開元時期，張九齡任宰相前後，水、旱、地震等災害不斷。還沒等他主動辭職，一位名叫王冷然的小官吏已經忍不住憤然上書，要求宰相辭職：“今歲大旱，黎人阻飢，公何不固辭金銀，請賑倉廩。懷寶衣錦，於相公安乎？”最後還聲色俱厲地質問：“百姓餓欲死，公何不舉賢自代，讓位請歸？”

“災害天譴說”雖然虛妄，但天災發生時官府應對無方，引發饑荒、流民、盜賊等人禍而不治，則應當追究人為責任。而且，作為一種具有強烈道德色彩、令官員產生敬畏感的政治倫理，其仍有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

從這一點上看，在沒有現代制度的約束下，災害天譴說也能讓很多官員對自己的行為有所收斂。

開元三年，山東蝗蟲大起，那時候蝗蟲因為和“皇”字因相近，蝗起就是皇起，當時的人不敢捕殺，甚至還燒香祈福希望蝗蟲吃飽後飛昇。宰相盧懷慎和皇帝都有點信這個，還是姚崇力排眾議，一定堅持殺蝗蟲才把蝗蟲給滅了。

翌年，山東蝗蟲又起，姚崇再次下令捕殺。這次有個刺史倪若水上書說這蝗蟲是天災不是人為能解決的，拒絕服從中央的命令。之後，姚崇又給倪若水寫了封公文，勸服他之後，才重新滅殺蝗蟲。

古人對於蝗蟲的認知不多，反而有蝗神的說法，遇蝗災還要拜蝗神。又有蝗魚互化的說話，說蝗是魚卵所化，稱旱涸則魚、蝦子化為蝗，故多魚兆豐年。還說蝗蟲飛入海，化為魚蝦。

據官方的史料所記載，秦漢之時，蝗災幾年是平均八九年就爆發一次。而到了隋唐之時，差不多五年左右爆發一次，到兩宋時，三年半就爆發一次，元代一點六年一次，明清二點八年一次。

蝗災迭起，受災的地方多集中在中原河北、河南、山東三省。在江淮和江漢地區亦有分佈，嚴重的時候，關中地區也會爆發，甚至會遍及整個黃土高原。

而最容易爆發蝗災的地方，還是黃河流域，尤其是中下游流域，每當大水氾濫之後，就接著會是嚴重的旱災。水旱災交替發生，就會使得沿湖、濱海、河泛、內澇地區出現許多大面積的荒灘和拋荒地。

而這些地方，往往就成為了蝗災發生並猖獗的條件。

這些都是後世人早就耳熟能詳的常識，但對於這個時代的多數古人來講，他們都搞不明白蝗蟲發生的原因。

只是一味的認為蝗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