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下，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對於不同形式的學生運動，閻錫山分別採取了不同的作法，或積極謀籌，設法應付；或藉助民氣，為我所用；或緩和矛盾，息事寧人。“虛與謀籌，設法應付”之於“五四運動”；“藉助民氣，為我所用”之於“晉礦歸公”；“緩和矛盾，息事寧人”之於“反房稅運動”。

1919年，正當閻錫山在“保境安民”的旗號下，埋頭于山西省政建設的時候，爆發了遍及全國的“五四愛國運動”。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而告結束。然而，在處理善後問題的“巴黎和會”上，各帝國主義強國卻不顧中國亦為戰勝國（1917年與德國宣戰，加入協約國）的事實，欲將德國在我山東的既得權益拱手轉讓給日本。對於帝國主義強國的蠻橫作法，全國民眾群情激憤，強烈要求廢除賣國的“二十一條”，收回山東主權。在此情況下，北洋政府派出的和會代表，向和會送交了關於山東問題的說帖，要求將德國在山東的租界地、膠濟鐵路及其他權益直接歸還中國，同時要求廢除“二十一條”。然和會不顧中國人民的意願，拒絕了我方代表的請求。訊息傳到國內，國人無不義憤填膺。於是，以此為導火線，以5月4日北京學生的示威*為標誌，聲勢浩大的“五四愛國運動”爆發了。

“五四運動”的浪濤很快就波及到了山西。5月7日，山西省城太原各中學以上學校學生兩千餘人，在海子邊中山公園*。他們高呼“誓死收回青島”、“取消二十一條”，等口號，發表講演，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同時決定成立太原市大中學生聯合會，舉行*示威，向省公署、省議會請願。對於驟起的學生運動，閻錫山主動謀籌，予以應付。當學生*隊伍到達省公署門口時，他既不對之以武力（只是以衛兵攔截，要求派代表進入），也不親自出面。只派出政務廳長崔廷猷接見了學生代表。

太原市大中學生聯合會成立後不久，北京學生聯合會山西籍的北大學生高君宇回山西指導工作，天津學生聯合會也派代表到太原商討統一行動。於是太原各校學生會召開聯席會議，議決舉行罷課。此後，一週之內山西大學、太原一中、一師、工專、農專等11所大中學校的五六千學生相繼罷課。學生紛紛上街講演，宣傳愛國主張。在此基礎上，罷課學生舉行了一次更大規模的示威*，再次向省公署、省議會請願，要求“廢除二十一條”，查封、焚燒日貨，把山西的愛國運動推向高潮。對於日益高漲的學生愛國運動，閻錫山再不能無動於衷了。然而，他並沒有如法炮製，像北京的北洋政府那樣，衝擊*隊伍，逮捕愛國學生。而是兩面周旋，一邊答應學生代為轉呈請願書，安撫學生；一邊電告北洋政府內務部，稱“近日迭奉中央院、部各電，再三曉諭，晉省學界尚無何種風潮，惟學生於課餘之暇，講演本省所編《人民須知》，秩序毫不紊亂。至恐有流氓聚眾滋事，疊經嚴加防範，不致滋生事端，現在地方安謐如常”。 為應付北京方面，雖然也按常規作了應急的準備——在省公署設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皮帶隊，第二道是矛子隊，第三道是盒子炮隊” ，以防萬一，但並未輕易大打出手。為應付學生，他也曾查封了一些日貨，還在查封的日貨中象徵性的焚燒了部分東西，但真正的功夫卻下在幕後。在上述這一切進行的同時，閻錫山暗中一面命令各校校長要求學生復課，一面召見學生運動領導人，做說服工作。

三、發展經濟文化　之於學生運動（2）

“五四愛國運動”在全國愛國學生的一致行動下，在各界愛國人士的積極聲援下，以中國代表拒籤和約為標誌而勝利結束。“五四運動”之後，是年7月，閻錫山對山西軍政兩署人員作了下述講話，他說：“歐戰告終，美總統威爾遜提倡和平會議，於本（八）年1月18日開會於巴黎，各國均派全權代表與會，我國亦派陸徵祥、顧維鈞、王正廷等五人為和會專使，前往出席。關於山東問題，我國代表要求青島及山東一切權利由德國直接交還，日本則力爭繼承德國權利。我代表不得已提出讓步辦法，準德國將山東權利移讓於五強，由五強還與我國，日本代表仍極力抗爭，致欲與意國協同退出和會，以為挾制。和會卒徇日方之意，草草結成山東條款。訊息傳來，舉國震憤，北京學生乃於5月4日大舉為外交示威，一面通告海內外，主張對外交問題堅持到底，一面推代表赴各國駐京使館表示國民對於外交之真正意見。又以此次外交失敗系受民國七年條約之束縛，因之痛斥當時外交關係人曹汝霖、章宗祥等，而各省學校亦紛紛成立*會，起而響應，是為‘五四運動’。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