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本樓的門房，我的差使就是當門房，第一個任務是看守門戶；第二個任務是傳呼電話，第三個任務是收發信件和報紙。第一個任務又難又不難。領導囑咐我說：不要讓閒雜人員進入樓內。本系的教職員都是“老同志”了，我都認識。高年級學生也認個八九不離十。新學生則並不清楚。我知道誰是閒雜人員呢？既然不認識，我無能為力，索性一概不管，聽之任之。這不是又難又不難嗎？

第二個任務，也是又難又不難。不難在於有電話我就接；沒有電話，我就閒坐著。難在什麼地方呢？據我統計，似乎女生的電話特別多，要我每次傳呼都爬上三四樓，這倒是很好的許多專家都介紹過的“爬樓運動”；無奈一天爬上十次二十次，是任何體育鍛煉專家也難以做到的。我爬了幾次，覺得不行，就改為到門外樓下向上高呼。這辦法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住在朝北房間裡的女同學就不大容易聽到。也頗引起一點麻煩。我的能力如此，有麻煩就讓它有麻煩吧。

至於第三個任務，那是非常容易的。來了報紙，我就上樓送到辦公室。來了信，我就收下，放在玻璃窗外的窗臺上，讓接信者自己挑取。

就在完成這三項任務的情況下，日子像流水似地過去。我每天八點從十三公寓走到三十五樓，十二點回家；下午兩點再去，六點回家，每天十足八個小時，步行十幾里路。這是很好的體育鍛煉。我無憂無慮，身體健康。忘記了從什麼時候起，又恢復了我的原工資。吃飯再也不用發愁了。此時，我既無教學工作，也沒有科研任務。沒有哪一個人敢給我寫信，沒有哪個人敢來拜訪我。外來的干擾一點都沒有，我真是十分欣賞這種“不可接觸者”（印度的賤民）的生活，其樂也陶陶。

翻譯《羅摩衍那》

但是，我是一個舞筆弄墨慣了的人，這種不動腦筋其樂陶陶的日子，我過不慣。當個門房，除了有電話有信件時外，也無事可幹。一個人孤獨地呆坐在大玻璃窗子內，瞪眼瞅著出出進進的人，久了也覺得無聊。“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想到了古人這兩句話。我何不也找點“無益之事”來幹一幹呢？世上“無益之事”多得很。有的是在我處境中沒有法子乾的，比如打麻將等等。我習慣於舞筆弄墨久矣。想來想去，還是出不了這個圈子。在這個環境中，寫文章倒是可以，但是無奈絲毫也沒有寫文章的心情何。最後我想到翻譯。這一件事倒是可行的。我不想翻譯原文短而容易的；因為看來門房這個職業可能成為“鐵飯碗”，短時間是擺脫不掉的，原文長而又難的最好，這樣可以避免經常要考慮挑選原文的麻煩。即使不會是一勞永逸，也可以能一勞久逸。怎麼能說翻譯是“無益之事”呢？因為我想到，像我這種人的譯品永遠也不會有出版社肯出版的。翻譯了而又不能出版，難道能說是有益嗎？就根據我這一些考慮，最後我決定了翻譯蜚聲世界文壇的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這一部史詩夠長的了，精校本還有約兩萬頌，每頌譯為四行（有一些頌更長），至少有八萬多詩行。夠我幾年忙活的了。

我還真有點運氣。我抱著有一搭無一搭的心情，向東語系圖書室的管理員提出了請求，請他透過國際書店向印度去訂購梵文精校本《羅摩衍那》。大家都知道，訂購外國書本來是十分困難的事情。可我萬萬沒有想到，過了不到兩個月，八大本精裝的梵文原著居然擺在我的眼前了。我真覺得這幾本大書熠熠生光。這算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幾年中我最大的喜事。我那早已乾涸了的心靈，似乎又充滿了綠色的生命。我那早已失掉了的笑容，此時又浮現在我臉上。

可是我當時的任務是看門，當門房。我哪裡敢公然把原書拿到我的門房裡去呢？我當時還是“分子”—不知道是什麼“分子”—，我頭上還戴著“帽子”—也不知是些什麼“帽子”—，反正沉甸甸的，我能感覺得到。但是，“天無絕人之路”，我終於想出來了一個“妥善”的辦法。《羅摩衍那》原文是詩體，我堅持要把它譯成詩，不是古體詩，但也不完全是白話詩。我一向認為詩必須有韻，我也要押韻。但也不是舊韻，而是今天口語的韻。歸納起來，我的譯詩可以稱之為“押韻的順口溜。”就是“順口溜”吧，有時候想找一個恰當的韻腳，也是不容易的。我於是就用晚上在家的時間，仔細閱讀原文，把梵文詩句譯成白話散文。第二天早晨，在到三十五樓去上班的路上，在上班以後看門、傳呼電話、收發信件的間隙中，把散文改成詩，改成押韻而每句字數基本相同的詩。我往往把散文譯文潦潦草草地寫在紙片上，揣在口袋裡。閒坐無事，就拿了出來，推敲，琢磨。我眼瞪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