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作為史書名的來由罷。現存《春秋》，從魯隱公記述到魯哀公，歷十二代君主，計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傳》和《榖梁傳》載至哀公十四年止，為二百四十二年，《左傳》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魯國史書的原文。

相傳《春秋》之書出於孔子之手，舊時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說。但後世亦有不同說法，清人袁谷芳《春秋書法論》說：《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春秋論》也說：《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家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雖然春秋之作者有爭議，但其經過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則無大異。事實上，春秋作為一魯國的史書，其作用早已超出史書範圍，春秋用詞遣句“字字針砭”成為獨特的文風，被稱為春秋筆法，為歷代文代史家奉為經典。《春秋》所記。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國大事，目前所存全文，不過一萬六千多字，但據曹魏時的張晏和晚唐時人徐彥引《春秋說》，都說是一萬八千字（張說見《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說見《公羊傳。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見《春秋》原文，從三國以後脫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記。

因為《春秋》是粗線條的筆墨。為補這一遺缺，後來又出現以春秋為主本的《傳》，即現今流傳下來的《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和《春秋左氏傳》三種。並稱春秋三傳。《傳》的《春秋經》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異，傳文按年合併。先經後傳。本欄春秋為單行本，其他三傳請到本書館十三經欄目閱讀或下載。

品讀方法摺疊編輯本段

《春秋》是經而非尋常史書。讀《春秋》之法，必尊以經而後讀之，須懷以誠敬之心讀之。非此而不能明其大義所在。若與二十四史同而混讀，必生乖張之心，必生偏狹之念。如是則終生不能明於聖賢之道也。

《春秋》以一字為褒貶，微言大義，在乎其中矣。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緣何也？惟其懼以貽臭千古。為萬世所唾罵，受鬼神之誅耳。故是《春秋》為經。以大義所存焉。此等深意，雖以史遷之賢而不能及。今人或以曲筆諷之。其謬甚深也！因此一嘆。

作品性質摺疊編輯本段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蘊涵著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學著作，這是從先秦孟、荀史書到兩漢馬、班諸家一致的正確看法。兩漢以後，今文經學衰微，學者多受古文經學門戶之見的影響，錯誤地視《春秋》為歷史學著作，並由此引發了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的《春秋》性質之爭。

圍繞《春秋》是歷史學著作還是政治學著作這一問題，千餘年來先後形成了以下三種觀點：一、傳統今文經學家的正確觀點，即以《春秋》為政治學著作，持此說者如清人皮錫瑞，近人徐復觀、呂思勉、胡適等；二、古文經學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學者的觀點，即認為《春秋》是歷史學著作，古文經學家如晉人杜預，近人錢玄同、顧頡剛、劉節等人堅持這種看法；三、調和說，即認為《春秋》“亦經亦史”，持此說者如錢穆、雷戈。就“亦經亦史”的說法，錢穆認為《春秋》是一部“亦經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無經、史的區別，經、史之分是後代才有的觀念，“若我們定要說《春秋》是經非史，這實在只見其為後代人意見，據之以爭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著痛癢”。然而關於“經史不分”之說這點，鍾肇鵬先生曾在上世紀60年代的一文中專門加以辨析，並闡明瞭中國古代經史有別、史先於經的觀點。

寫作背景摺疊編輯本段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記中是這樣記載的：“餘（太史公）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遷對《春秋》極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學術界對於《春秋》的史學價值存在質疑。胡適認為：“《春秋》那部書，只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後來的史家把《春秋》當作作史的模範，便大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