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擔。只要有一線機會讓我們能避免睡前戰爭，我們就永遠不會放棄。

我們儘可能地讓丹爾參與到這個過程中來，拿了三個桌布圖案讓他選擇：小丑、花和淡藍色粗彩條。不出我所料，他選了彩條。我們給了他一個小衣櫃、一個放燈的床頭櫃以及幾個他經常玩的玩具。在衣櫃裡，我只掛了一件襯衫。在櫃子下面的抽屜，我也只放了一雙襪子、一條褲子和一件汗衫。如果放得太多，丹爾會把裡面的所有東西都拿出來，扔得到處都是。等他慢慢學會不這樣搗亂了，我再逐漸增加里面的衣物。

翻新完畢後，丹爾的屋子看起來整潔漂亮。屋裡只放了一些必需品和幾個玩具，外人可能會覺得這樣很寒磣。令人慶幸的是，屋子的翻新讓我們幫助丹爾成功擺脫了鎮靜劑。

睡覺前的戰鬥還是一如從前，但不管多晚，他最後都會回到自己的小床去睡。我們給他買了張雙人床，這樣我們其中的一個人就可以躺在他身邊哄他睡覺。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傑米做這事。他把丹爾抱在懷裡，不停地告訴很愛他，直到丹爾睡著。大床帶來的另外一個結果是：丹爾在睡前要把他所有的玩具都堆到床上，包括他的腳踏三輪車。他會很興奮地把它們排列到午夜。早上醒來時，我們常發現他躺在我們中間。如果真如醫生所說，我們給他的只是“不安和負面的回應”，為什麼他還會這樣從我們這兒尋求慰藉？

1992年2月，我帶著丹爾去格林諾克的拉克菲爾德分院看精神病醫生，算是讓丹爾得到診斷的又一次嘗試。媽媽作為精神支柱跟我們一同前往，並允許與我們一同進屋。丹爾滿足地在角落裡玩著小車和農場小動物。這讓我可以不受干擾地跟醫生說話，真實描述與丹爾在一起生活的困難和他本身存在的一些問題。我以為這是此次拜訪的重點，後來發現自己完全錯了。那個醫生記錄道：“每次我試圖跟他一起玩，都被他拒絕了。他的媽媽和外婆沒有任何這樣的嘗試，他們之間沒有什麼真正的交流。”這一次，不單是我，連一直以來給了我和丹爾無數次支援和關愛的媽媽都受到了一個陌生人的責備。

我跟這個醫生說我的自殺念頭尋求幫助時，她質問的語氣更重了。我再也控制不住，於是脫口而出：“請問您這是在指控我虐待兒童嗎？您到底有沒有打算幫助丹爾，給我一個正確的診斷呢？”這樣一來，此次探訪也就不歡而散。那醫生提出讓我再次前來跟她討論自己跟丹爾之間的焦慮和緊張，被我一口回絕了：“我最不想要的就是喝茶閒聊和同情。我會找到一個地方確診我兒子的自閉症，不管是什麼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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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戰（二）（4）

母親在聽到這些話後震驚了，很快過來維護我：“丹爾把我們每個人都逼到了極端，但是他絕對不會有危險。”醫生看上去並不信服，媽媽又作了進一步辯解：“很顯然，我的女兒是想自殺，而非要傷害丹爾，這不就是證據？”

事情仍舊是毫無進展。對於這次見面，醫生的記錄是“丹爾發育嚴重遲緩，有極大的溝通的障礙”。最讓人不安的還是，她還說我跟孩子交流時有困難，擔憂我與丹爾之間的關係。

回到家，我仍舊是憤怒得說不出一句話，當我冷靜下來跟傑米說明了發生的一切後，他與我一樣憤怒和苦惱。我們都覺得受夠了，但是又作了最後一次嘗試，我們一起設計出了一套方案來應對這次會面，我們想知道他們到底準備怎樣把丹爾的問題完全歸結到我身上。

在1992年3月與兒童醫生見面時，傑米故意附和他所說的話，我仍有些他們所期盼的“詞不達意”。這位醫生建議丹爾住院接受一系列檢查。我驚慌的發現醫生居然想給丹爾插管，然後做各種測試。套管是一種細長塑膠針管，無限期地插在病人的手臂上，以便於接觸到靜脈來做血液測試。在要做的測試中，有一個還要求丹爾忌食，完全不在乎缺乏食物和水會給丹爾帶來怎樣的壓力。另外，測試還包括對頭骨和脊骨的X光，先不提其輻射，單是這個過程就會讓丹爾嚇呆。醫生說完這些，還試圖安慰我們：“應該不會有什麼大礙的。”他還清楚地告訴傑米我得跟丹爾一起呆在醫院。我從他的堅持中意識到，其實這些測試也是為了檢查我是否有虐待丹爾的行為，但是我還是裝作很配合。

醫生自己在筆記中記錄這些檢查“實際上是對約克山進行的測試的補充”。但是我卻對丹爾的反應很擔心，深怕他會因為這些沒有必要的測試受到精神和身體兩方面的傷害。

我們特別向醫生提出了自己對丹爾有自閉症的擔憂，跟他說了我們去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