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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8點鐘的時候，我發現丹爾在自己的床上又蹦又跳，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他變得比平常更加興奮，怎麼跟他說他也不聽。

我和傑米一致對這個治療方法持反對意見，發誓要儘快讓丹爾從中擺脫出來。除了給我們所有人帶來不安和痛苦外，如果繼續下去，丹爾肯定會對其產生抗體，然後需要更多的劑量，這樣會妨礙他在學校學習接收新東西，甚至導致他大腦退化。這個階段，學前語言機構的員工注意到他“對託兒所的活動沒有絲毫興趣，很難集中……”顯然，這就是催眠藥的後遺症，它雖然在晚上解決了他的睡眠問題，卻在白天嚴重影響了他的學習。

漫長的三個星期後，丹爾下午仍然沒有地方可去。工作人員也沒有告訴我事情到底進展得怎麼樣了。與此同時，在諮詢了多次兒童醫生後，我跟丹爾被要求一起去看精神病醫生。我天真地以為醫生會對丹爾正確診斷，給予我相關的幫助。後來我發現，在兒童醫生給精神病醫生的筆錄中提到：“母親的情緒暴躁善變，孩子隨時可能有危險。”

我們與精神病醫生約好了就診時間。在等待期間，我們仍是需要過那個聖誕節。精神和身體上的雙重疲憊讓我沒有心情給任何人寄賀卡，但傑米還是要堅持寄了幾張，以保持我們跟朋友間的聯絡。我甚至絕望到選擇聖誕節在醫院加班也不願在家裡待著。

節禮日（英國法定假日，在聖誕節的次日，如遇星期日推遲一天）的下午，我跟傑米在要不要修理聖誕樹的燈飾上發生了爭吵。聖誕樹看上去跟我們一樣鬱悶和可悲。傑米不想修：“費這勁幹嘛呢？”

“是啊，費這勁幹嘛？”我嘲弄道，開始撕我們收到的卡片。這時，傑米失去了往日的平靜。他拔出了那棵樹，原封不動地把它扔到了後門。直至現在，提起那年，我們仍會把它稱作是“聖誕樹漂走的一年”。

專家的醫療報告記錄了他們對我們撐過這個節日的驚訝。我清楚地察覺，如果他們能耐心聽我講述，就應該知道我們能夠“存活”下來的原因就是因為傑米不上班，不至於讓我一整天都獨自與丹爾共處一室。

新年來臨之際，我們也迎來了一個巨大的突破：希爾蘭德託兒所即將成立，丹爾可以在下午去那裡，接受他所急需的特別教育。這樣的安排讓我可以更好地與他溝通，有可能讓他漸漸融入同齡人中。後來我在讀教育心理醫生的醫療筆記時發現，提供這麼個地方主要就是為了讓“加德納太太可以有更多的時間不在丹爾身邊”。

我們在約克山醫院的第二次就診如第一次一樣一無所獲。整整一年後，醫生仍是將丹爾的狀況歸咎於我們：“很不幸，丹爾父母在跟他相處時有極大的困難，我認為，他的父母可能給了他很多負面的回應和影響。”我不知道該怎麼跟醫生說明白，雖然與她溝通丹爾的狀態時，我們或許確實有些“不安和抑鬱”，但在跟丹爾相處時，我們最忌諱的便是這種情緒。她在總結這次就診時提到丹爾在過去的一年裡已經有了極大的進步，說我們不願承認他發育遲緩，反而希望他有自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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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戰（二）（3）

醫生對於丹爾有進步的總結無疑是對的，但令人惱怒的是，她完全忽視了我們在此期間所做的努力。丹爾在沒有看護條件下的進步證明他在幫助下是可以有更大突破的。這次的經歷讓我們知道，要幫助丹爾，必須讓他先得到一個正確的診斷。

期待了一年，這一天終於到來了。丹爾會在一月中旬去希爾蘭德託兒所。在開學前，我和丹爾去那裡參觀。我們被領到“第二教室”。我注意到裡面有幾個有著明顯障礙的孩子，包括兩個自閉症患者，但大部分都是些正常的孩子，聚集在一起玩耍。這便是丹爾急需的一個環境，也是我一開始的願望。

教室裡有很多看護人員。丹爾在這個屋子裡也沒有陌生感和膽怯。學前語言機構、母親和我所做的工作最終可以在這兒得到補充。丹爾找了個角落，自己玩了起來，也不介意旁邊有孩子和看護人員，似乎永遠可以這麼自在地待著。我高興地坐上託兒所的巴士回家，途中與一個員工聊了起來，表達了自己對事情如此順利進展的欣喜和釋然。她給了一個我永生難忘的回答：“您已經很幸運了。有些家長有兩個這樣的孩子。”

在丹爾逐漸適應這一切以後，我慢慢開始從中受到很大的益處，有了些空餘的時間，於是決定給丹爾的臥室來個極簡的佈置修改，讓他在感官上不要有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