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在1946年調查中，有一位叫周永才的男子，1937年12月在大方巷10號被日軍擄走後，杳無音信。而1945年他母親在給國民政府的呈文中，他的名字卻變成了“周永財”。“這顯然是一個人。只是因為調查人員沒有核實名字才記錯了。”

還有很多人名，同音同字卻不是一個人。編輯者楊曉宇記得，那時候婦女很多叫秀英，《名錄》裡光倖存者就有不下10個張秀英。此外，舊時代婦女沒有正經名字，結了婚以後都從夫姓，“什麼王王氏、王李氏重複的就更多了。”他們往往根據遇難者的年齡來判斷是否是同一個人。

顏玉凡印象最深的是她遇到的5個“戴呆子”。她感覺這5個戴呆子其實是一個人，但不同的記錄裡，他們遇害的時間不一樣，遇害的地點也不一樣，遇害的方式還不一樣。“但我發現這些錯位的資訊，彼此都有聯絡。有的資料寫他遇難時在估衣廊133號，原住址是韓家巷6號。有的資料寫他遇難的地點是韓家巷6號。這可能是調查時發生了混淆。有的資料寫他在日本兵強姦一個婦女時闖進，被日本兵槍殺，有的資料就直接寫槍殺。”種種跡象表明，這5個人名，其實是一個人。

如果遇到實在難以決斷的時候，顏玉凡就去請教館長或者標上註釋，她從不敢擅自刪掉一個人名。“因為我覺得這個責任太重大了，我承擔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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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捨之間（2）

在取捨時，最讓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被排除在《名錄》之外的生命。作為一個歷史事件，東京法庭認定南京大屠殺的時間範圍在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到1938年1月底這6周，空間範圍則是南京特別行政區劃內11個區。“不是說，這之外就沒有屠殺，只是，這6周是屠殺最慘烈的時候。”

但這樣的劃分，使相當一批遇難者和倖存者被排除在《名錄》外。顏玉凡記得，一份記錄中，南京郊區有一個村因為拒絕為日本兵提供“花姑娘”，全村的人都被殺了。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幾個人。但這個屠殺卻發生在1938年4月間。由於時間不符，只能從《名錄》中刪除了。

這種抉擇讓顏玉凡非常難過，“很多在那6周被殺害的人，想找到他們的名字都辦不到，而這些有名有姓的人，卻不能收錄進去。”

可是，作為一名歷史工作者，理性永遠是第一位的。朱成山說：“作為一個歷史事件，南京大屠殺的時間地點是有明確概念的。我們要對歷史負責，真實地記錄歷史。如果任憑感情驅使，擴大《名錄》的範圍，那麼日本右翼勢力又會找到否認這段歷史的口實。”

第一批《名錄》出版了，資料庫中原有的9600多個遇難者名字，最終只收錄了8242個。

那些逝去的面孔（1）

《名錄》編輯將近尾聲時，朱成山覺得只有名字和簡單資料，那些遇難者還是很抽象。在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有很多遇難者生前的照片。照片中，那些逝者一個個笑靨如花，幸福地依偎在一起。而大屠殺來臨時，這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被無情地摧毀了。“如果我們能找到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形象，那對於今人來說，將是極大的震撼。”

但70年前的中國，有照片的人寥寥無幾。“能照得起相的都是一些有錢人。當時，有些積蓄的人家都逃出南京了，大屠殺中遇難的大多是社會最底層的平民。他們怎麼可能有照片呢？”

況且，經歷70年，那些老照片能儲存下來的，更是鳳毛麟角。我從一份檔案上看到，1945年一位父親給南京國民政府的呈文後面，曾經附上兩張他遇難兒子的照片。60年後，這份檔案上標明，照片已遺失。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曾面向社會徵集過遇難者照片，但幾年過去了，只收集到20幾張照片，有的還是畫像。這與30萬的死難者人數太不相稱了。

怎樣找回那些逝去的面孔？朱成山在思索。

一天，他在南京太平商場買東西的時候，看到商場裡有人正在用電腦給顧客畫像。這一幕觸動了他的神經。“可不可以採用電腦畫像的方式來給遇難者畫像呢？”回到館裡，他馬上讓工作人員尋找電腦畫像的裝置。幾經尋找，他們終於在山西找到了一套用於刑事偵查的電腦畫像軟體。軟體中存著幾百張人的五官型別，按照倖存者的描述，把這些五官拼起來，遇難者的形象不就出來了嗎？這個發現，讓他們非常激動。

軟體買來後，紀念館工作人員燕龍溪和司機小孫開著車，帶著裝置開始了對倖存者的走訪。時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