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危險保護了很多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他不止一次英勇地把闖進安全區的日本兵趕出去。

在1938年2月2日的日記中，拉貝附上了他在前一日寫的南京事態報告，開列了88起日寇的暴行。其中，一位名為秦王氏的22歲少婦，1938年1月23日被日軍從安全區難民收容所拉出，此後杳無音信。

還有一位60多歲的老嫗，在三牌樓火車站被日軍強姦達十餘次。但文中沒有寫明她的資料。面對這些無名受害者，編輯者們也只能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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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日記中的記憶（2）

除了拉貝，當年安全區的明妮？魏特琳、貝德士等，都留下了珍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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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封在海外的歷史

即便加上後來披露的海外私人日記，中國內地所有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史料，到2000年也只有200萬字，歷史研究需要史實作為支撐。於是，國內一批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把目光投向了海外。

2000年，在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張憲文教授組織下，一個聯合南京師範大學、江蘇省社科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單位，60餘位教授、學者組成的團隊，開始了一次大規模的海外蒐集史料的活動。

2003年曾赴日本東京蒐集史料的王衛星，提起在日本的經歷，仍感慨良多。

從南京去日本，要到上海浦東機場乘飛機。因為航班是早上10時起飛，一般人會選擇頭一天在上海住一宿，第二天早上踏踏實實上飛機。但為了節省在上海的一宿住宿費，王衛星選擇乘夜裡12時的火車到上海。由於是過路車，根本沒有座位，他只能提著行李一路站到上海。

在東京查資料的兩個月，王衛星一天也沒有休息過。日本防衛廳的軍方檔案影印手續非常繁瑣，要填寫申請書，留下在日本的通訊地址。為了保護檔案，不能直接影印，需要照相、製版，然後才能複製。而這個過程，至少要3個月。

王衛星決定抄寫。他每天至少要工作10個小時。“我全是原文抄錄，即便是原文中的錯字，也原樣抄回來。回來以後再翻譯。”

東京的物價很高，為了節省開支，他吃了兩個月的麵條。“張老師籌點錢不容易，我們都想節省一點兒，把錢儘量用在收集資料上。”

結束在東京的工作，乘機返回中國時，王衛星帶回的資料有20公斤，為此還補了飛機貨票。

歷時5年，學者們先後赴美國、日本、英國、德國和中國臺灣蒐集史料，共蒐集、整理、翻譯了1500萬字的中文、日文、英文、德文的原始材料。

這些封存在海外的檔案，為《名錄》提供了豐富的資源。

楊夏鳴從美國國家檔案館收集了東京審判中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全部資料。這些資料，60年來一直塵封在美國，直到今天才全部展現在國人面前。

裡面大量的證人證言，不但揭露了日軍的暴行，還為編輯者們提供了很多遇難者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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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捨之間（1）

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資料日益豐富起來，那些曾經遮蔽在抽象數字和形容詞後面真實的歷史漸漸顯露。雖然以往的資料都不是以人為記述物件的，但《名錄》的編輯者們認為，把那些湮沒在史料中的名字拎出來，不是特別困難的事。

作為朱成山的研究生，顏玉凡從一開始便參加了《名錄》的編輯。她記得查的第一本書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日誌》。那本書按日期把每天發生在南京的暴行記錄下來，收錄起來並不困難。但隨著翻閱史料的增加，顏玉凡感到越來越難。

由於歷次做調查的人和方式不同，所以倖存者和遇難者的資訊也不全。有的人沒有遇難的地點和方式，有的人遇難時間不明確，有的人沒有遇難時的年齡，有的人甚至沒有正經名字。“什麼小六子、小豌豆、王秀娥侄女，甚至張鐵匠，只要有一個指代，我們都收錄了。名字只是個代號，就算有一個外號也能證明這個人曾經存在過。”但倖存者敘述中，被日軍用鐵絲穿過鎖骨掛在樹上的七八個人，被扒去衣服死在街道上的孕婦，被成千上萬集體屠殺的繳械士兵，卻只能放棄了。“畢竟，我們是名錄，必須要有一個起碼的稱呼。”

更令顏玉凡他們為難的是，在歷次調查留下的材料中，受害者資料常有互相矛盾之處。

“有的名字，同音不同字，卻是一個人。”

編輯者張亮